中国经验对经济学理论的重要贡献

中国经济学的使命和任务就是，不但要能够更好地指导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更要指导发展中国家未来怎么发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使命。如果能做得很好，很成功，这是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也可以说是中国智慧的体现。毛泽东主席说过，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总要对人类有所贡献。

中国实践在理论上最大的贡献，第一，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新理念。过去的西方经济学强调纯粹的经济增长，很少谈到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我们自己也不断反思，不断总结，不断提出发展理念。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理论讲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理论当初着力要解决中国最大的问题：体制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问题。今天，我们又提出了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也就是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对发展理念上的突破，更可能成为引领未来全球发展的新理念。

第二，先富后富与实现共同富裕。现在很多人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多人也看到了发展中的问题，比如说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必须辩证地看。在改革开放前，贫困差距问题没有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整个中国都普遍贫穷落后，但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以，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就集中精力解决发展问题。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贫富差距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事实上，在中国整个改革开放进程中，对贫富差距问题的重视和解决一直不断，只是在不同的进程和阶段，具体的措施、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回顾中国扶贫和减贫的实践，中国对贫富差距问题的理解和解决举措，应该说是对西方理论的超越，破除了人们对其简单化认识的两极分化概念。从中国的发展实践推进来看，贫富差距问题不是一个两极分化现象。所谓的两极分化，是富的越富，穷的越穷。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进入后改革时代，我们要着力解决的就是发展中的问题，我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贫富差距问题，现在我们提出“两个一百年”目标。其中，第一个“一百年”目标就是到2021年，实现全面小康。从发展历程看，中国对全世界的减贫做出了70%的贡献，从而使世界变得更为公平。而且现在中国扶贫和减贫的力度更大，已经进入了全面扶贫和精准扶贫阶段。从中国政府推进的政策来看，中国的贫富问题在本质上不是两极分化问题，而是一个先富和后富的问题。(www.xing528.com)

第三，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对西方理论的超越就在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只要是在大学里当过老师的，都学过西方经济学学说史。200多年来，整个西方经济学学说史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怎么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新自由主义理论等，就是在如何处理和看待市场与政府关系上而形成的不同学派。但是，无论什么派别，西方经济学总是认为政府与市场是替代关系，两者不能共赢、互补，而是大市场、小政府。我们国家从改革开放开始就特别强调，怎么样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改革的核心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构建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远远超越西方经济学理论。而中国的超越就在于，中国一方面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强调发挥市场的作用，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外一方面，我们非但没有放弃，也非常重视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此的一个完整表述叫“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结合”。所以这样一个理论本身就是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超越，所以把这些理论完整地总结出来，一定会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推进自身发展进程中，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深受西方理论影响，从而陷入西方潜在的陷阱之中不能自拔，政府变成软政府，丧失自身发展的优势和机会，比如印度、巴西、南非等。所以现在流行一种说法：不到印度不知道社会主义好，不到俄罗斯不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不到朝鲜不知道改革开放好。今天来看，中国经济的奇迹和成功，应该归于政府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很好发挥，特别是政府的作用。张五常曾讲过，中国经济奇迹在于县际竞争，也就是地方政府作用发挥得很好。没有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得到飞速的发展。因此两者的结合也是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超越。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发展对西方的超越，其本质是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对西方的超越。历史上，中国从秦汉开始以郡县制代替封建制，完成了在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上对西方的第一次超越，才确立了后来中国在1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对西方发展的遥遥领先。今天，21世纪的中国在发展上再次实现对西方的超越，表明西方面临的危机不仅仅是发展的危机，更是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危机。没有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超越，也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的超越，这也是近代中国无数志士仁人致力于“东学西渐”“师夷以制夷”终不能成功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相信，将这些经验提炼出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不仅是经济学理论上的一个很大贡献，而且是中国对世界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

（原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