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开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问题，而西方经济学经过30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有了完整、成熟的体系。强调经济学的中国话语体系，最主要的问题是提炼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和范畴。缺乏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概念和范畴，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成熟的、系统化的体系。因此，必须从现在开始付诸努力，拿出行动，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研究，逐步形成成熟的体系。开拓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要更多地去关注现实问题，回答现实问题，而且对每一个问题的解读都要有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而不是去单方面、孤立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文本解读要做，但需要结合中国重大现实问题。习总书记讲，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对这句话要完整准确理解，它涉及两方面：一是学好，学不好，就用不好；二是用好，光学好还不行，必须用好。现在国内很多经济学学者也意识到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很重要，但是这个体系怎么建，是个很大的问题，也是很难的问题。这不是一两个学者可以完成的事，它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很显然，我现在强调经济学话语体系问题，就是强调不能拘泥于过去的条条框框，更不能按照原来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去构建新体系，而且现在的体系也不能只是简单化地诠释经典原著，而是要结合现实，要勇于回应和回答现实问题，从中国的实践经验中提炼出规律性的系统化理论，并且能够为未来世界发展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价值、中国智慧。

另一个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人才队伍和人才梯队问题。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政治经济学的人才成长是断层的，很多高校的政治经济学队伍参差不齐，甚至许多著名高校原有的政治经济学优势也荡然无存。

其实，话语体系有三个层次的递接和转换。先是实践优势，实践成功后就会总结出优势，成功后的实践可以把规律性的东西提升为系统化的理论，于是就有了理论优势。如果没有话语权，理论优势也没有用。从实践优势到理论优势，再到话语优势，就是我们所说的三个层次。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处于挨打的地位，正是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推翻了“三座大山”，成立了新中国，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才开始扬眉吐气。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毛泽东解决了挨打的问题。邓小平解决了挨饿的问题。今天，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要完成一个历史性的使命，就是解决中国世界上挨骂的问题。不想挨骂就需要掌握话语权。今天，中国尽管强大了，但是没有话语权，没有话语体系。所以我们现在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其根本渊源就在于此。(www.xing528.com)

同样，经济学也存在中国话语体系缺失问题。中国经济学同样需要借鉴西方，融通中外，立足中国，用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概念、新范畴解释中国现象，用中国理论阐述中国故事。同时，中国经济学不能仅仅是回应和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还有承担经济学理论的一个一般化和规律化任务，就是将中国实践的经验提炼出来，为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方案，用我们的理论更好地引导他们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今天，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曾在二战后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和重视，但现在又在世界范围内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处于边缘甚至悄无声息的状态。本来，发展经济学主要就是为了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我们回溯整个发展经济学的历程可以发现，发展经济学整个理论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是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简单套用，所以发展经济学越来越陷入被动的局面，越来越缺乏说服力。北大林毅夫教授提出新结构主义经济学，这是经济学理论上的一个突破。他认为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可以超越发展中国家过去传统的发展结构主义理论。但是新结构主义也有个问题，它的理论体系也不是很完整，在学术界仍有争议。当然构建新的理论体系不是简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