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大多数文献对供应风险的度量是建立在风险中性(期望值)的基础上。实际上,对于企业来说,其面临的供应风险有多种,有常规性的干扰风险如供应商的供应不确定、常规突发事件风险、非常规突发事件风险或极端事件风险等。对于管理者和决策者来说,其最关心的是与一个具体事件相关的风险,而不是由不同风险情况引发的平均不利结果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仍在大多数风险分析中占统治地位的风险期望值非但不够充分,而且可能导致谬误的结果和解释。
下面,以地下水系统中污染物的浓度为例进行说明。假设事件A产生的污染物浓度X1=2pbb和事件B产生的污染物浓度X2=20 000pbb分别拥有概率P1=0.1和P2=0.000 01,对总期望值产生同样的贡献。然而对于决策者来说,相对低可能性(地下水的浓度有20 000ppb)的灾难性污染决不可与高可能性低浓度0.2ppb的污染同日而语。由于数据平滑的特性,在这个事例中,就是因为风险期望值并没有突出灾难事件及它们的后果,因而歪曲了对作为不可接受的风险的感知。事实上,通常人们不是风险中性的,相对于经常发生的小危害事故,他们更关心低概率的灾难事件且这类事件是风险极度规避的。值得注意的是,管理者在他们的任期内所做的“好的”决策的数目并不是受奖、提升和晋级的唯一依据;然而,它们却可能由于任何一个灾难性的决策而被罚,尽管任期内该类决定做得很少。所以,对于管理者来说,在对突发事件进行风险度量时,需要将这种风险从一般性风险中分割出来。(www.xing528.com)
目前,部分文献在研究企业如何应对风险时,考虑到了管理者的风险态度,其中VaR(Value at risk)和CVaR(Conditional Value at Risk)风险度量准则常被用来刻画管理者的风险态度。只不过,VaR和CVaR在刻画管理者面临的需求侧风险时,现有的模型大都针对的是一般需求扰动风险。VaR方法将注意力集中在一定置信水平下的分位点上最大的预计损失,CVaR方法代表了超额损失的平均水平,反映了损失额超过VaR时可能遭受的平均损失。从VaR和CVaR在供应链风险中的应用来看,集中在需求风险或需求不确定上的报童订货决策。例如,Tapiero(2005)[111]将研究需求风险下的库存管理时,将VaR引入到库存管理决策中,并指出VaR是量化库存风险的一种有效方法;Gan et al[112]、陈菊红和郭福利[113]、赵道致和何龙飞[114]、黄松等[115]研究了VaR约束下的供应链订货决策及协调契约;Ozler et al[116]进一步研究了VaR约束下的多产品报童问题。相比较VaR,CVaR具有良好的计算性质,满足规划性质和可加性,有关两种准则的比较具体可以参考Rockafeller and Uryasev[117]、Rockafeller and Uryasev[118]、Chen et al(2009)[119]。近年来,CVaR也逐步运用于对供应链风险控制的研究中,主要研究供应链的订货决策问题,如高文军和陈菊红[120]、Chiu and Choi[121]、Gotoh and Takano[122]、许明辉等[123]、周艳菊等(2006)[124]、柳健和罗春林[125]运用CVaR研究了需求扰动风险下具有风险规避特性的报童订货问题。叶飞等[126]运用CVaR研究了需求不确定风险下具有风险规避特性的农户的生产决策问题。于辉和甄学平[127]运用CVaR研究了银行利率决策问题。目前,只有少量文献运用CVaR研究了供应中断风险下的供应链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如于辉等[108]、安智宇和周晶[109]、霍良安等[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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