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在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库和维普数据库等学术期刊数据库,对“大学生”“就业”“影响因素”等为关键词的检索结果分析,当前对大学生就业相关的研究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
1.大学生就业问题及其成因的研究
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学校自身的定位,国家对大学生就业总的原则是“学以致用,人尽其才”。表现在:在微观层面,大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人职匹配、人职和谐”,大学生与用人单位双方之间满意度较高。在宏观层面,大学生就业流向在行业与地域上的分布相对合理与均衡,能够在各行各业可持续地为社会提供人才支持与智力保障(徐莉、郭砚君,2010)。
然而,大学生就业出现困难是从2002年开始出现的(姚裕群,2008年)。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到世纪之交不存在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大学生都是按照计划分配。到2003 开始出现大学生就业的形势持续严峻。主要形成原因在于大学生就业面临着经济体制转轨排斥就业、经济发展不均衡约束就业、技术进步挤出就业岗位的需求形势。吴鹏森把大学生的“就业难”总结为如下方面:无业可就、有业不就、有业难就、被就业、就业质量下降。对就业现状形成的原因总结为:在供过于求环境下,结构性失业、体制性失业和自愿失业并存;大学生求职过程艰辛;就业机会不均等;工资收入偏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杨伟国和王飞(2004)借鉴Niall O’ Higgins 所提出的分析结构,分别从需求、供给及供求双方匹配的角度来研究大学生就业的内在机制。吴鹏森(2017)指出中国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主要有: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创造的就业岗位不足;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陆以及中东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大学生涌向经济发达地区就业,使大学生地域结构性失业比较严重;产业结构不合理,无法向大学生提供足够多合适的就业机会;高校迅速扩招使得大学生劳动力的供需矛盾愈发激化;教育结构失衡,高校专业结构设置不能适应经济结构与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社会教育体制不完善且改革滞后;学校就业指导服务体系不健全;用人单位用人条件苛刻且有比较严重的就业歧视现象;大学生自身没有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期望值过高或者自身能力与岗位不匹配;就业市场不完善以及就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喻名峰等人(2012)认为全球经济形势的不利影响以及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社会背景都加大了大学生的就业难度。
2.大学生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
关于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颇多。1967年美国社会学家Blau 和Duncan 分析比较了以父母的社会地位为衡量指标的先天赋予因素和以受教育情况、工作经历等为衡量指标的后天获得因素对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指出后天获得因素即人力资本会在个体职业地位获得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otkowski (2003)进一步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立陶宛的劳动力市场进行实证分析,也验证了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人不仅找到工作所花时间更少而且也会获得更高的收入,而长期失业者往往是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人。国内学者对人力资本与大学生就业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中通常使用学生的各方面素质和能力等内部因素指标来衡量人力资本。杜桂英等(2010)利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数据并运用logistic 回归和前向逐步回归等方法研究发现,高校毕业生在高等教育阶段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包括学习成绩、学习的广度和综合素质等)对毕业生的就业机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岳昌君等(2004)和闵维方等(2006)分别使用2003年和200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抽样调查的数据并采用logistic 回归及统计描述的方法进行研究,都发现内因是决定高校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学生努力接受更高层次的学历教育,提高专业知识水平有助于增加就业的概率。田永坡(2004)指出大学的专业类型是影响人力资本构成及适用性的重要因素,他对大学生的专有性与一般性人力资本进行考察发现:专业口径越宽的大学生人力资本的适用性更强,在劳动力市场出现买方市场时,人力资本一般性较强的劳动者通常就业难度更小。李炜和岳昌君(2009)采用统计描述和计量回归方法分析并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所作的200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调查结果与此前2003年、2005年两次调查的结果进行对比,发现内因即个人素质是决定求职结果和收入水平的关键因素,学习成绩较好、英语水平或计算机水平较好的大学生找到工作的概率更高且往往获得较高的起薪。陈成文和谭日辉(2004)对人力资本与大学生就业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专业类型对大学生职业地位的获得机会具有显著影响,实习及工作经历、工作能力对大学生职业地位的获得机会、获得质量均有显著影响。黄敬宝(2012)在大学生的自身因素与就业结果的分类评定模型分析中指出,担任学生干部对于就业的积极影响最大,实习经历的影响次之,学科专业和学业成绩对大学生的就业也有很大的影响。(www.xing528.com)
家庭背景是缺乏社会经验的大学毕业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家庭背景”包含父母的职业、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口数量和结构、家庭择业观、家庭所在地、种族、民族等。在就业方面,许多研究发现大学生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其就业情况的影响很大,家庭经济情况、家庭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层次等因素都对大学生的就业结果产生显著影响。文东茅(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毕业生就业结果也有差异,家庭背景越好,工作落实率就越高。闵维方等(2006)的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对就业的影响开始凸显,家庭经济情况好、社会关系广的大学生更容易找到好工作,与2003年相比,在2005年这种影响愈发明显。云南教科院的研究中涉及家庭背景与毕业生就业的关系,结果指出大学生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层次越高,其就业的概率就会越高。郑洁(2004)以北京生源的本专科毕业生为研究对象,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视为衡量大学生社会资本水平的主要指标,考察不同社会资本水平的大学生在就业方面的差异,结果表明,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来衡量的社会资本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意向、求职行为和工作落实情况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即社会资本水平越高的大学毕业生推迟就业的可能性越大,更愿意选择企业单位就业,期望的月薪起点越高,求职信心也越强,此外,他们付出的求职努力相对较少,而最终落实单位的概率较高。但是,较小的样本量使得该研究结论有一定的局限性。
除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因素外,影响大学生就业的主要因素还有个人基本特征及就业观念、学校因素、社会因素等(陈迎明,2013)。
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学校因素是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影响因素,具体包括学校声望和学校类别等。在目前供过于求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上,用人单位常常会把学校的声望和类别作为一个筛选条件以节约招聘成本。
社会因素对大学生就业情况的影响的分析也有很多,包括中国当前实际国情对就业的影响分析,以及社会制度(如户籍制度)、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发展方式、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社会观念等具体方面对就业的影响的分析。其中,文新华等(2004)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持续存在着就业压力,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及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使得中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岳昌君和周丽萍(2016)指出经济发展状况是就业机会和工作状况的决定因素。
3.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对策研究
一些研究认为,与大学生就业问题相对应的就业促进政策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即需求促进政策、供给促进政策与供求匹配促进政策。需求促进政策措施的关键在于鼓励创业精神,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供给促进政策措施的核心在于提供市场激励,鼓励大学生从事特定的职业,改进教育培训体系,提升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而供求匹配促进措施重点关注大学职业指导体系的完善,改进供求结合效率。陈成文等人(2008)对这三类政策的进一步研究发现:需求促进政策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行为选择和就业机会有显著影响,而供给促进政策和供求匹配促进政策都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和机会有显著影响。杨伟国、王飞(2004)认为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是就业之源,就业问题最终还是需要通过不断创造新的工作岗位来帮助解决。就业的结构性难题难以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解决,在许多国家都是如此,这需要政府通过鼓励大学生到特定地区(偏远落后、危险地区)、特定职业(幼师、消防、护理)、特定企业(中小微型企业)就业,并对收益差进行制度化的合理补偿等有效措施促进劳动力市场实现均衡。政府、大学和用人单位三方合作机制有助于大学生就业指导体系的完善,综合英日两国的做法可以得到一个相对完善的毕业生就业指导体系,该体系主要包括:建立大学生就业信息系统,并与全国各地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联网,各高等教育机构之间也联网,构成一个完整系统;建立职业指导机构,指导学生进行有效的自我评估、职业开发以及制定工作寻找战略,为学生提供平等、充分的信息与指导服务,以帮助学生进行职业决策,让他们能够将职业规划战略融入其终生规划之中。实施全程指导,从学生入学到毕业后几年内始终进行。建立职业顾问队伍,建立职业顾问资格注册体系,强化职业顾问的培训,使之朝着职业化、专业化和专家化发展。建立职业指导课程,列入学校教育课程内容和教学计划之中,并给予学分。高校作为大学生的培养单位更要注重加强对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张宏远等人(2010)认为,高校应建立以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为核心,以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为导向的就业指导服务体系。陈喆(2004)提出,高校在实施就业指导时对毕业生就业和服务机构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及经费投入等方面应给予充分保证,以积极应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继续加强高校的就业服务,为在校生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及就业信息,有助于提高就业率和毕业生对工作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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