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信息化发展中的制度和社会经济因素研究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但我国农业发展仍较缓慢。农业信息化是发展农业现代化的首要选择，是提升农业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李燕华，杨易，2004；邢娇阳，2015）。互联网、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等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构建了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使农业生产的实时监控、精准管理、溯源管理、远程控制和智能决策成为现实。但是，尽管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较快，但与西方发达农业国家相比仍存在着较大差距，且我国东中西区域间也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因此，如何加快推进农业信息化发展进程仍是我国当前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关于农业信息化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有学者认为信息技术对农村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信息技术有助于农村企业及社区克服距离的劣势，为农村带来新的繁荣浪潮；另一方面农村社区可能会因为缺乏应用信息技术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先决条件而进一步落后于城市的发展（Cronin F J，1995）。城乡之间数字鸿沟的存在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间的共识，在研究城乡数字鸿沟形成的决定因素时，一些研究表明家庭组成、教育水平、收入等人口特征比距离、人口密度等地理因素更为重要（Schleife，Katrin，2010）。Moon J et al.（2012）指出农业信息化在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从传统的数字鸿沟范畴进行分析，认为数字鸿沟包括访问（一阶）和使用数字技术能力的不平等（二阶）两个类别。研究表明韩国成功地实现了农业信息的访问，但是这一成就的二阶效应尚保持在一个中间阶段。部分学者提出了利用信息技术弥合信息鸿沟的具体方法，Reddy P K和Ankaiah R（2005）认为印度农业面临诸多问题，提出一个具有成本效益的农业信息传播系统框架（Agr IDS），用以向农业社区传播农业问题专家的农业知识，农民可以通过该系统得到专家的及时建议，从而更具生产力和竞争力；De Silva L N et al.（2013）开发了一个基于移动手机的信息系统，采用参与式行动研究方法保持农民的高度参与，从而确保农业问题解决方案获得的可持续性，使得农民可以获得及时、有效的农业信息。也有学者对农业信息化发展中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Ting C和Yi F（2013）以广东省为例，对我国农村信息服务中的制度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发现存在一些问题，如部门竞争导致低效和浪费、政策缺乏连续性、中央计划导致服务和地方需求之间存在差距；Rehman F et al.（2013）以巴基斯坦为例，研究农民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农业信息获取能力的影响。实证发现，印刷媒体和其他农民掌握的信息是农民主要的信息源，农民获取信息的能力与教育、土地控股规模显著正相关，与年龄、农民经验不显著相关。

农业信息化水平的评价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早期学者对农业信息化水平测度采用的主要是波拉特法（黄婷婷，李德华，2008；王爽英，2008），研究结果大都表明我国农业信息化水平呈上升趋势，但是总体水平还比较低。由于波拉特法涉及的数据无法很好地从我国的统计体系中剥离出来，并且波拉特法对当代的信息经济规模来说显得陈旧不适用，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建立指标体系来研究农业信息化的发展水平。熊春林和符少辉（2014）建立包括能力形成基础和能力形成机制两大类的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湖南省14市的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进行评价，研究发现湖南省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有了较大提升，但是地区发展存在差异，与能力形成基础相比，形成机制的差距更加明显。林立杰等（2015）构建了指标体系分析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状况，时间纵向的研究表明我国农业信息化水平有了大幅提升，但还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区域横向的分析表明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存在“信息鸿沟”。汪卫霞（2011）构建了农业信息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用因子分析对各地农业信息化水平进行评价，结果显示农业信息化发展水平与地区发展状况比较吻合，东部沿海地区较高，西部地区较低。李优柱、易新福和郑明洋（2012）提出基于粒子群优化算法优化LSSVR的混合智能评价方法，以广东省为例，研究发现农业信息化投入对农业产出的贡献率有上升趋势，但是相比其他方面贡献不高。(www.xing528.com)

可见，已有的文献为我们研究农业信息化提供了有益的思路。本章拟在吸取学者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探索。本章研究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一是引入农业信息化就绪度的概念，参考信息化发展的S曲线（周宏仁，2008），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的就绪度进行评估；二是利用评估指标体系，从纵向（2003—2014年）和横向（我国31个省区市）两个层面对我国农业信息化就绪度进行评估和比较，并利用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分析；三是详细剖析我国农业信息化就绪度存在差异的原因，以期为我国推进农业信息化进程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