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小松崎清介(1994)等日本学者提出信息化的概念以来,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以及信息化与产业转型升级的互动发展一直受到国内外研究学者的关注。Zuboff S(1989)提出在两化融合过程中,信息化对工业化的影响具有多重作用,而非单一的促进作用。Bally J(2005)认为,技术融合改变了独立的产业边界并形成了新的竞争环境,从而进一步推进了技术和产业的共同成长。Azadegan A和Wagner S M(2011)利用微观企业调研数据分析了产业升级和创新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二者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协同发展。张劲(2010)表示两化融合能优化区域主导产业、提升区域辅助产业和基础结构、催生区域新兴产业,从而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陈石和陈晓红(2013)利用微观企业调研数据和面板门限回归的方法,发现两化融合促进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增加。张亚斌、金培振和沈裕谋(2014)通过构建技术创新模型,发现较高的重工业化水平能促进两化融合水平的提升,而两化融合水平反过来能有效促进重工业化环境治理的改善。魏明和王超(2015)指出信息化通过创新驱动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韩先锋等(2014)实证得出信息化能有效地提升工业部门技术创新效率,促进行业转型升级。可见,信息化与产业转型升级之间确实存在正向联动关系。
更多学者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两化融合水平进行测度。Yang S et al.(2013)建立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实证分析得出中国工业发展模式已经逐步改变,但产业结构调整效果不太理想,人力资本和自主创新转化率较低。Zhou X et al.(2013)通过对1995—2009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产业结构调整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发现产业结构调整是低碳经济的一部分,通过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Li Y et al.(2014)构建区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中国四化协调发展格局,指出四化协调发展能有效促进区域发展和经济增长。Cheong T S和Wu Y(2014)探讨了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对区域经济平衡性的影响,发现工业化对区域经济增长推动作用最大,已成为区域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因素。郑珞琳和高铁峰(2011)运用AHP和模糊关联度分析法,综合评定江苏省两化融合的发展水平,发现2004—2010年江苏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呈现逐年稳步增长趋势。胡新等(2011)采用因子分析法,综合评价了我国两化融合的社会环境,并按照社会环境综合指数将全国分为四个梯队。张劼圻和郑建明(2013)创新地在两化融合水平测度体系中增加了信息资源、信息资产和信息消费,并分析了其重要性。支燕等(2012)基于2000—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研究了制造业15大产业的两化融合度,发现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融合度明显高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呈现先导性的演进特征。刘力强和冯俊文(2014)基于粗糙集和神经网络理论建立区域两化融合评价模型,并利用2010和201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说明该模型具有良好的泛化能力。白雪等(2014)通过建立两化融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我国两化融合水平,结果显示我国整体两化融合程度偏低但具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并且呈现群际分异的现象,东部城市的融合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www.xing528.com)
综上可知,学者们的研究多集中于实证测度两化融合水平的高低,但关于信息化与产业转型升级系统间协同共进的内在驱动机制的研究偏少。本章拟对中国信息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耦合关系进行理论探讨,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并对中国31个省区市信息化与产业转型升级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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