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网络技术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

信息网络技术对制造业的渗透和融合，对制造业转型影响较大。学者们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代表性成果有四个方面。

1.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概念与理论

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概念，学者们纷纷给出了自己的理解。Gereffi G（1999）基于产业链的角度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升级，提出企业从低利润或劳动密集型实体向高利润或资本技术密集型实体发展的动态过程就是产业升级的实质。通过这一过程，企业可以转变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张米尔（2001）认为产业转型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需要根据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选择合适的转型模式。张建平（1999）认为产业转型实质上就是产业的升级换代，通常是由支柱产业的转换来表示结构的变动，是经济发展的一种过程和一个质的飞跃。也有很多学者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进行了解释。金碚（2011）认为工业转型升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实现工业转型升级，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就是要在新的更先进的技术基础上全面提升各个产业的自主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胡迟（2012）指出转型升级是制造业转变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胡迟（2014）指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基础性内容。高技术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信息革命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灵魂。纪玉山和吴勇民（2006），干春晖、郑若谷和余典范（2011）等实证发现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我国产业结构的演进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驱动因素，学者们也纷纷进行了研究（程秀生，1989；吴家曦，李华燊，2009；徐振斌，2004）。Gordon S S和Stewart W H等（2000）指出企业核心业务的更新是在企业转型的基础上实现的，而驱动企业实施转型的主要因素包括企业业绩的衰退、核心业务所处产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企业高级管理层人员的变更等，处于动荡环境下的企业更容易选择业务转型，而处于相对稳定环境下的企业则较少实施业务转型这样高风险、大规模的变革行为。苏明（2007）指出实现产业的迅速、准确转型是我国适应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广泛参与世界经济的迫切需要。各国产业转型的进程、特点与后续效应有着明显的不同，它们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对我国工业化阶段产业转型的方向、时机及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0）指出推动工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在工业经济领域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就是要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还有学者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模式与途径进行了探讨，如Humphrey J和Schmitz H（2002）将产业升级的过程细化为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价值链升级四种不同层次的模式。郑凯捷和刘枫（2002）研究发现日本产业经济的转型主要包括产业组织信息系统及模式的转型、政府与产业关系的转型、产业金融模式的转型。吕政（2007）指出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主要途径在于抑制部分行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形成大企业为主导的产业组织结构；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常丽霞（2015）指出转型升级是企业发展的灵魂，产业间转型升级和产业内转型升级是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必不可少的“两翼”。

2.制造业转型的发展现状及信息网络技术对转型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进程不断推进，金祥荣（2011）认为近年来浙江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和机制渐显增强，大企业在转型升级中的带动主导作用增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价值链分工进一步深化，产业链升级势头强劲，传统块状经济升级加快。唐晓华和刘相锋（2016）通过构建外资和产业结构偏离度模型，采用动态GMM估计方法分析外资对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修复作用。结果表明，外资对中国装备制造业整体上具有短期和长期修复失调的作用；外资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效应存在异质性。

但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效果不显著，何璇和张旭亮（2015）借助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和资本劳动比指数发现浙江省产业横向升级对劳动力的需求在逐步增加，产业纵向升级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减少，但总体上来说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增加的，转型升级总体成效并不明显。邓伟根（2006）认为随着中国产业转型进程不断推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中国经济获得了持续高速的增长，但是与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的一般趋势相比还存在产业结构升级的非对称性、工业发展滞后、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强、产业断层危机、产业结构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我国区域制造业转型存在差异。程惠芳、唐辉亮和陈超（2011）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全国31个省区市经济转型升级能力进行排序，发现东部省市经济转型升级能力比较强，对全国经济转型升级具有引领作用；他们认为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应分类进行评价和考核，加强经济转型升级的创新要素支撑体系建设等建议。岳意定和谢伟峰（2014）构建测度工业转型升级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群决策层次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并结合乘法归一化对指标赋权，研究发现湖南6个市区工业转型升级水平平稳增长，但地区间差异明显。庞瑞芝和李鹏（2011）运用基于松弛的序列方向性距离函数对中国省级工业部门的新型工业化增长绩效进行核算，发现改革开放之初推行的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在促进东部工业崛起之时显著拉大了沿海与内陆地区的差距，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在高耗能产业“污染西迁”影响下，并未能有效改观沿海与内陆新型工业化两极分化格局。制造业转型中存在的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肖兴志等，2013）。Xu J（2009）发现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过程中产业转型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它直接影响资源依赖型城市的产业转型成败。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3）研究发现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着收入分配格局再调整导致的减速风险、过度无效投资、经济杠杆率持续拉升、产业结构服务化导致的过快减速等风险。为了应对风险，应该提高资本效率、建立低效率企业出清机制及深化相应制度改革。

在产业转型遇到困境时，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和兴起对产业转型有着积极的作用，一部分学者（Huber G P和Glick W H，1993；Keil T，Eloranta E和Holmström J，2001；Crowston K和Myers M D，2004；Chang H H和Wang I C，2011；Murphy J T，Carmody P和Surborg B，2014；陈国青和蒋镇辉，1999；王梅，毛玉娇，陈远，1998；等）研究认为信息技术（IT）和信息通信技术（ICT）可以改变传统产业，促使企业由纵向一体化向横向一体化发展。汪斌和余冬筠（2004）利用信息化综合指数模型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发现信息化对第二产业增长的贡献率最大，中国信息产业已由先导产业转变为主导产业，应该大力推进信息产业向其他工业部门的渗透、扩散，并将这种带动作用与我国工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方向紧密结合起来。徐鑫和刘兰娟（2014a，2014b）构建用于分析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影响经济转型升级的CGE模型，认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效应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主要在于推动“制造业”向“智造业”转变，促进“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融合创新推动经济和新产业发展。王思坦和王屹（2015）认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是推动中国传统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力，有利于传统经济的提质、增效、升级。韩先锋、惠宁和宋文飞（2014）从信息提供能力和信息需求水平两个维度测度了行业信息化水平指数，利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技术发现信息化对中国工业部门技术创新效率产生显著影响，但存在显著地“倒U型”关系，且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

3.信息网络技术对制造业转型的作用路径

Brynjolfsson E和Hitt L M（2000）指出信息技术投资的收益往往是无穷的。Stephenson S V和Sage A P（2007）、Zhang L和Wang Y（2007）认为信息知识对企业转型有重要作用，传统产业应该注入信息技术促进自身结构调整。李强（2014）指出发展信息经济是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信息经济正成为全球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战略选择。

信息通信技术对制造业转型的作用路径是多种多样的。信息化本身就是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之一（杜晓静，2014；王兆峰，谢娟，2013）。刘慧和吴晓波（2003）认为信息化通过产业结构高度化、提高产业劳动率、转变生产方式、实现产业重组以及转移生产要素等推动了传统产业升级。根据信息技术在传统产业运用范围的广度和深度，可以把信息化大致分为产品信息化、企业信息化和产业信息化3个层次。吴伟萍（2008）认为信息化内在地具有推动产业转型的机制，信息技术的渗透性和倍增性为产业的改造升级创造了条件，并提出了以信息化推动产业转型的创新路径，包括做大做强信息产业、提升信息化对工业化的带动力，以节能减排降耗为切入点、运用信息化手段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促进产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等。魏明和王超（2015）认为以信息化建设为动力源泉的创新驱动是陕西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邓少军（2014）认为多层次信息消费促进我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机理应该是多层次信息消费协同促进信息化动态能力构建，信息化动态能力推动信息化运作能力改善与产业转型升级，信息消费与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深度融合。信息消费的重点方向是创新发展、智能发展和统筹推进与协调发展。一些学者认为产业融合可以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杨惠馨，1992；项力敏，2004）。其中，Dewan S和Kraemer K L（2000）从产业关联的角度出发，指出信息技术研发是完善庞大的产业关联体系的基础，工业化后期国家通过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主的自主创新发展模式，掌握了大量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不仅使得本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服务业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而且使得产业结构调整更加有利于经济增长。Dosi G和Gambardella A等（2008）认为信息技术的创新使得信息产业出现了以融合为主要特征的市场演进范式。邓晓虹和黄满盈（2014）、黄满盈和聂秀平（2015）等认为加快推进企业两化融合是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武健鹏（2012）表明在产业转型的渐进过程中，要全方位导入产业融合的理念和方式，加快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新型工业化进程，促使资源产业在融合中得到优化，新兴产业在融合中发展壮大，三次产业在融合中结构趋于合理。(www.xing528.com)

电子商务也被认为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董超和李斌（2002）通过对电子商务本质的剖析，讨论了电子商务环境下的企业转型问题，提出并分析了电子商务战略驱动的企业转型模型。李广乾（2016）指出信息化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电子商务经济成为信息化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周振华（2000）认为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网络经济发展具有高强度创新性、广泛渗透性、高度效率倍增性和深度产业关联性的特点。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的机制和途径主要有形成利益驱动的相互融合共识，创新投资结构，充分运用资本市场促进资产组合，促进企业信息化改造和开展电子商务活动，积极发展各类现代专业中介服务。

智能制造在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李伟（2015）指出近年来以德国工业4.0和美国制造业回归战略为标志，在全球技术领域掀起了智能制造的浪潮。智能制造是新产业革命的演进方向，包括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方面的突破。陈永昌（2016）认为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为特征的智能制造模式正在引发新一轮制造业变革。黄速建（2015）指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特征是制造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黄群慧、黄阳华和邓洲（2014）认为机器人的研发、制造、应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机器人革命”不是一场独立的革命，而是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智能化是新一代机器人的核心特征。

“互联网+”是促进产业升级、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举措。李广乾（2016）认为“互联网+”成为构筑支撑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信息化基础架构。怀进鹏（2015）指出工业互联网成为推动智能制造、促进两化融合的重要支撑，“互联网+”无处不在。但是，目前我国信息产业还存在一些不足，第一是信息产业的装备起步较晚，基础研发能力较弱；第二是核心装备长期处于跟跑状态；第三是信息安全问题的存在。汪明召和蔡杰（2016）指出“互联网+”主要通过智慧农业、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农产品电子商务等方式促进湖北农业转型升级，但“互联网+”在湖北农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应该加强顶层设计与规划、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大力开展农业信息资源整合、加强农业智能装备的集成研发与应用、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尚国强（2014）指出互联网产业属于高新技术产业，代表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体现了浙江经济社会的活力。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表明浙江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刘英基、杜传忠和刘忠京（2015）指出以“互联网+新能源”为聚合推动力，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相结合的新工业革命正在全球孕育发生，主要国家给予高度重视，纷纷采取积极的应对战略及举措，也构成了新兴经济体在新常态下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国际背景。

刘吉超和李钢（2014）、杨桂菊（2010）等指出以信息化为基础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为发展中国家工业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会窗口，扩展“价值链活动”范围是信息化条件下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之一。周立群和刘根节（2012），吴建南、郑烨和徐萌萌（2015）等认为中国产业面临的创新模式封闭、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应该依托互联网和技术市场走创新驱动模式，采用技术并购、技术引进、知识外包等方式尽可能地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符正平和彭伟（2011）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探讨了集群企业社会网络特征对企业升级的影响，发现中介中心性网络位置对集群企业产品升级、流程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服务中介机构合作网络的关系强度对集群企业产品升级、流程升级并没有显著影响。刘继云和陈海东（2015）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高技术产业转型升级进行了探讨，认为把握发展趋势，抢占电子信息产业技术制高点是提高我国高技术产业转型升级能力的有效途径。

4.信息网络技术对制造业绩效的影响

信息网络技术对制造业绩效影响方面的研究也很丰富。一些学者认为信息网络技术能显著提高企业绩效（Weill P，1992；Sambamurthy V，Bharadwaj A和Grover V，2003；张中强，2012；王凤彬等，2012；张春流和章恒全，2014）。Sichel D E和Oliner S D（2002）通过1996—2001年间对美国劳动生产率的研究，得出了信息技术投资对生产率增长产生正面作用的结论。Osei-Bryson K M和Ko M（2004）运用多元自适应回归样条（MARS）探索信息技术投资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信息技术投资显著地影响生产力。李治堂和吴贵生（2008）搜集200多家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以生产理论为基础构造面板模型并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发现信息技术投资是一种生产性投资，对产出有积极贡献。李继学和高照军（2013）选取2009年中国上市企业500强作为样本，发现信息技术软件投资能够提高企业绩效，制度能够正向调节信息技术硬件投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吴金南、李云龙和杨亚达（2014）使用配对样本对照组的方法收集沪深上市公司数据，发现信息技术能力有助于提高企业经营效率，拥有卓越信息技术能力的公司展现出更高的公司价值。Ravichandran T和Lertwongsatien C（2005）、Pavlou P A和Sawy O A E（2010）等研究发现信息技术可以帮助企业构建竞争优势，支持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信息技术能力决定了企业绩效的差异。汪淼军、张维迎和周黎安（2007）利用浙江省企业信息化和企业基本组织行为的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企业生产绩效、企业竞争力和企业创新能力随着企业信息化投资增加而提高，企业信息化资本投资的效率远远高于企业物质资本。

另一些学者研究发现信息技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Lee C S（2001）指出信息技术与绩效之间存在的可能是一种间接的关系，但是一些学者只研究了它们之间的直接关系，而忽略了对更加重要的中间过程的分析。孙晓琳和王刊良（2009）对信息技术与组织绩效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从中提炼出基于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研究新视角。吴增源、黄祖庆和伍蓓（2009）借鉴信息技术应用模式及组织能力的分类，将信息技术能力分为开发式和探索式，从组织决策的视角剖析信息技术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并以制造业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信息技术能力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不是直接的，企业决策在两者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开发式信息技术能力通过影响操作决策进而影响企业绩效，探索式信息技术能力通过影响管理决策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王念新、仲伟俊和梅姝娥（2010）应用偏最小二乘法的结构方程模型对中国296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不考虑动态性的情况下，无论是信息技术资源还是信息技术能力都无法直接影响企业绩效，信息技术必须通过支持企业核心能力间接影响企业绩效；环境动态性在信息技术增强企业竞争力过程中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谢卫红、单培新和蒋峦（2012）基于组织边界理论的视角，以珠三角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模型进行验证，发现信息技术能力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不是直接的，结构柔性在两者之间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信息技术能力通过影响内部组织能力、外部关系能力以及跨边界组织能力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王念新、葛世伦和苗虹（2012）构建了信息技术资源、信息技术能力、信息系统支持企业竞争战略、信息系统支持企业核心能力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利用层次分析法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信息技术资源和信息技术能力在信息技术价值实现过程中具有互补性，两者之间的互补性通过信息系统支持企业竞争战略和信息系统支持企业核心能力等中介变量间接影响企业绩效。

还有学者认为信息网络技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受信息化发展阶段的影响，楼润平和薛声家（2008）在对欧美关于信息技术与企业绩效实证研究的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通过对西方和中国背景下实证研究的比较分析，认为西方的一些实证研究结论对现阶段中国企业的信息化实践具有借鉴意义，但有些则未必适用。我国企业处于信息化的较低级阶段，信息技术的应用绩效受信息化发展阶段的影响，受环境、组织、文化、员工等不同层次变量的综合影响，作者指出未来研究需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汪淼军、张维迎和周黎安（2006）利用浙江企业的数据从生产函数角度研究企业信息化与组织变革、生产绩效的相互关联，发现企业信息化资本和组织行为的互补性随着企业信息化资本和信息化应用程度的变化呈现阶段性变化，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信息化互补机制也存在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