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不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互相渗透。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其内涵是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应用信息技术，在技术、产品、业务、市场等多个层次实行融合，是生产力、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生活方式全面剧烈转变的过程。因此，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或更大范围内的经济性问题，而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综合性问题。

1.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概念与特征

工业化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标志。工业化既是一个产业发展升级过程，也是社会生产经营方式向规范化、标准化、规模化、专业化、社会化发展的过程。目前，我国已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阶段（易法敏等，2009；汪传雷，李从春，2009；黄群慧，2013）。

“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Stigler G J（1961）认为信息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和经济运行的重要机制。信息技术可以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Parsons G L，1983），信息技术投资具有直接和间接效应，并且间接效应是通过新科技的使用增加的（Santos B L D，1991），信息技术可以提高企业绩效（Oltean F D，Gabor M R和Contiu L C，2014）。信息化是建立在IT产业发展与IT在社会经济各部门扩散的基础上，运用IT改造传统经济、社会结构的过程，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对传统的管理模式构成了巨大的冲击（林毅夫，2003；黄玉杰，李忱，2003）。盖建华（2010）认为现代服务业的产生和发展与信息技术的扩散和应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工业化与信息化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两种不同的形态，我国信息化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信息化仍没有实现与工业化的有机融合，产业融合是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重要依据（植草益，2001；姜爱林，2004；李林，2008）。吴敬琏（2006）认为中国应该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卢怀宝、冯英浚和曲世友（2003）、安筱鹏和陈凌虎（2002）等指出工业化与信息化协调发展是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的互动与融合是两化并进的基本内涵（姜爱林，2002，2003；周振华，2002；等）。

2.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机制与影响因素

（1）两化融合机制与路径。对于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机制与路径，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部分学者的分析借鉴了协同论（林莉，葛继平，2012；王锰和郑建明，2015；吴伟萍，2003；陶长琪，齐亚伟，2009）。林莉和葛继平（2012）基于协同管理思想认为促进两化融合需要营造协同管理文化，促进知识共享；搭建协同管理数字化平台，实现内外全面协同；加强人员互动学习，实现人员协同；优化业务流程，实现流程协同；优化组织结构，实现资源协同。王锰和郑建明（2015）认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动力来自信息技术推动、市场需求拉动和政府政策引导这三者的协同。吴伟萍（2003）认为信息化与工业化协同推进需要做大做强信息产业，提升信息化对工业化的带动力；传统产业升级与信息技术应用密切结合，加速工业化进程；走市场利益驱动与政府引导统筹相结合的道路；高度重视制度创新，营造信息化与工业化并举的制度保障环境；全方位打造人才队伍支撑体系。陶长琪和齐亚伟（2009）在哈肯模型和主成分分析法的基础上建立信息产业融合创新与产业结构的协同演化方程，以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为例发现产业融合创新是产业结构演化的序参量，二者的协同发展可以促进信息产业的成长。一些学者认为两化融合的重点在于推动制造业与信息化的融合，同时也要加强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把两化融合作为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产品化的重要手段。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需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培育复合型人才，完善政策支撑体系（荣宏庆，2013；徐丽梅，李宪立，2012）。周鹏（2011）认为两化融合有产品融合、技术融合、业务融合、管理方式融合、经营方式融合、产业融合和制度融合等几种可操作的模式。李欢、田雨虹、王伦（2011）和王晰巍、靖继鹏、杨晔（2009）以吉林省为例进行分析，认为两化融合可以实施产业园区化发展模式、产学研创新发展模式、资本激励发展模式和加快信息服务业快速发展模式。易明和李奎（2011）结合国家级两化融合试验区的建设经验，指出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应该从推进主体、推进阶段和推进区域三个维度来划分，从企业—产业—社会—区域分层推进。谢康、肖静华和乌家培（2009）通过国内外对比认为中国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的发展方向是提高技术效率。谢康、李礼和谭爱婷（2009）提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机制的技术效率模型，较好地解释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中成本最小化和收益递增的观点，认为两化融合需要依靠传统工业的信息化改造与信息技术企业投资以及经营传统产业两条途径。刘嘉宁（2011）、熊勇清和李世才（2010）等研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耦合的特点。刘嘉宁（2011）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强烈的耦合关系，两者之间耦合通过产业内部网络系统实现，耦合过程符合循环积累原理，耦合点包括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着眼点和产业自主创新能力；而两者耦合目标的实现，还需要多种外部力量支撑。熊勇清和李世才（2010）将耦合过程划分为萌芽阶段（无耦合）、成长阶段（低度耦合）、发展阶段初期（中度耦合）和发展阶段中后期（高度耦合）四个阶段，认为耦合发展的机制主要有政府推动机制、传导机制、叠加放大机制、联动机制和融合机制。葛继平、林莉和黄明（2010）采用波特的“钻石模型”和“价值链理论”为产业竞争优势来源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信息化的视角分析装备制造业竞争力形成的内在机理，认为中国装备制造业应该通过产业价值链融合、引进并创新信息化平台、培养复合型人才等路径提升国际竞争力。

（2）两化融合影响因素。对于两化融合的影响因素，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Wang J，Zeng F和Guo Z（2012）对企业信息化过程中的风险因素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建立基于钻石模型的企业信息化风险管理模型，提取了信息风险评价的综合措施并进行风险评估，对难以量化的指标进行定量评价，为企业信息化的实施提供可行的风险评估方法。王晰巍和靖继鹏等（2010）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5级成熟度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关键要素系统模型，从动力、政策和支撑三个方面分析两化融合的关键要素，结合调研数据指出两化融合中企业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政府应给予的相关扶持。许轶旻和孙建军（2012）构建企业两化融合的关键要素模型以及评价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江苏省制造业两化融合的重点影响因素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指出企业两化融合存在的问题。杜振华和茶洪旺（2011）指出我国两化深度融合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企业缺少两化深度融合的积极性、缺乏支持两化融合的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新型工业化所需的生产性信息技术服务能力不足、缺少两化深度融合的专门人才等。张亚斌、金培振和艾洪山（2012）将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的外部环境因素纳入模型，在估算反映两化融合动态特征的融合系数的基础上构建了融合环境的综合评价体系，并对各区域两化融合环境水平进行测算，发现外部环境因素的改善有助于提升两化融合的速度，中国两化融合环境正趋于改善但是提升速度较慢，东中西部的融合环境表现出严重的不平衡，聚类分析表明融合环境水平的区域分布呈纺锤形。白雪洁、李寒娜和杨畅（2014）运用工具变量法实证考察了“双重”贸易开放对示范基地两化融合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的内生性之后，城市贸易水平以及示范基地自身的贸易水平都对两化融合有显著的正向效应，经济发展水平与两化融合水平并没有必然的相关性，两化融合的内生动力至关重要。

3.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水平的测度方法与评价

（1）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水平测度。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测度进行研究，大多数学者采用构建两化融合指标体系的方法对两化融合水平进行测度。杜昊和郑建明（2014）指出两化融合测度指标体系构建应先解决功能定位、需求分析和理论依据，它们决定着两化融合测度指标体系的目标、方向和基础。张劼圻和郑建明（2013）在以往信息化测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两化融合测度指标体系应该包括的内容，特别指出信息资源、信息生产和信息消费在测度中的重要地位及相应的测度方法。(www.xing528.com)

对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测度模型构建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谢康和肖静华（2011）根据文献分析法的结果提出基于摩擦成本与路径冲击、路径偏离与调整成本，以及调整模式为核心概念的两化融合理论模型。王晰巍、安超和初毅（2011）分析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5级成熟度模型，在数据采集的基础上构建两化融合的指标体系并使用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别给出权重，辅助企业对自身两化融合进行评价。谢春和李健（2011）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加入体现新型工业化“新”的方面的指标，构建了新型工业化进程统计测度指标体系。任俊生和付丽丽（2009）、陈小磊和郑建明（2012）分别借鉴战略地图理论和菲德的两部门模型构建两化融合测评体系。郑珞琳和高铁峰（2011a）提出两化融合进程的实时测度机制并实验表明了其切实可行性。在两化融合水平的测度中，部分学者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Zhang J F，Wu Z J和Feng P E，2011；郑珞琳和高铁峰，2011b；李琳等，2013；景堃等，2014）。其中，Zhang J F等（2011）对一组典型企业和项目进行因子分析和可靠性分析，利用灰色关联法评价企业信息化的影响因素。郑珞琳和高铁峰（2011b）基于AHP和灰色综合评价发现江苏省两化融合水平呈逐年稳步增长趋势，2008年以来更是增长迅速。李琳、李宁和王星（2013）以山东省为例采用变权灰色关联分析发现其两化融合水平逐年递增，但存在明显的区域非均衡性。景堃、毛加强和王紫薇（2014）对陕西省的研究发现其信息化与工业化并非高度关联，信息产业相对落后。Chen H L，Ma D Z和Fan F Y（2004）、汪晓文和杜欣（2014）等采用了模糊综合评价法。其中，Chen H L，Ma D Z和Fan F Y（2004）将生命周期评价模型和多级模糊评价相结合确定企业的信息化等级。汪晓文和杜欣（2014）在协同论的基础上选择基于隶属度的模糊综合评价法发现2005—2012年间中国两化融合经历了“起步期—适应期—成长期”的发展阶段，两化融合发展水平和融合发展能力稳健上升且存在非同步的互动关系。

除上述研究方法以外，还有很多学者采取其他方法对两化融合水平进行测度。易法敏、符少玲和兰玲（2009）运用修正后的日本信息化指数法发现广州2006年的信息化水平已经超过美国、日本2000年的信息化水平，但是很多二级指标仍旧落后。支燕、白雪洁和王蕾蕾（2012）以投入产出表为依据发现制造业行业间的融合度存在很大差异，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融合度明显高于劳动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两化融合推进产业升级的动力不足且存在两极分化现象。刘力强和冯俊文（2014）提出基于粗糙集和神经网络的区域两化融合水平评价模型，并用实证结果表明了其合理性。齐二石和王慧明（2005）提出了中国制造业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确定正式评价指标体系和调查问卷，给出制造业信息化指数的计算方法并对天津市信息化指数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其制造企业信息化的整体水平还比较低。很多学者还研究了不同产业与信息化的融合情况。例如，林莉和葛继平（2010）对信息化与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融合的概念进行界定，阐释信息化与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融合的动因，对两者融合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从而提出具体对策。葛继平、林莉和黄明（2010）在对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典型企业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与信息化融合的成效。郑大庆等（2010）构建了信息化与先进制造业的6种融合类型，并分析了6种融合类型的特点。李舒翔和黄章树（2013）利用超效率DEA模型对灰色关联模型进行改进，构建超效率DEA-灰色关联模型，克服了属性权重难以客观确定的问题，弥补了灰色关联分析模型中权重系数被均一化计算的缺陷，并以福建省为例，实证研究信息产业与先进制造业的关联性，结果表明所构建的模型有效。Liu C（2012）、Zhang L等（2013）、Ting C和Yi F（2013）等就中国农业信息化发展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东部地区农业信息化突变级数最高，东北地区次之，中部和西部分别排第三和第四，存在缺乏远见、连贯的战略和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等问题。王兆峰和范继刚（2013）构建旅游产业与信息产业融合的规范理论模型，并发现西部地区旅游产业与信息产业总体上融合水平具有周期为4年的不连续平衡性，在时间序列方面呈现波动变化、收敛性不显著的特征。宋艳萍（2014）指出近年来在各地推进城镇化进程中信息化开始广泛渗透和深度融入，但信息化对城镇化的引领提升作用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需要进一步发挥信息化的引领与带动作用，适度超前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学者们还探讨了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耦合情况。顾乃杰和夏杰长（2007）根据价值链模型，基于英国投入产出表实证检验了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耦合的一般规律，发现二者的耦合能够延长和增容服务业的价值链，提高社会生产率和福利水平，二者的耦合程度与服务业的产业影响力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熊勇清和李世才（2010）、霍影（2012）、张倩男（2013）研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耦合情况。熊勇清和李世才（2010）分析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耦合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逻辑结构，构建了耦合评价指标体系、耦合关联度模型和持续发展模型，运用该模型对环保产业和橡胶制造产业进行实证，发现两者处于中度耦合、轻度衰退发展型状态。霍影（2012）构建由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与区域经济空间三个子系统所组成耦合系统的协调发展度函数，并补充动态分期评价模型，发现东、中、西部的协调发展度依次降低。张倩男（2013）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耦合度评价模型，发现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与纺织业具有较强的耦合关系，两者处于良好协调发展阶段，应加强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与纺织业耦合效应的扩散作用和带动作用。王瑜炜和秦辉（2014）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省级单元新型工业化耦合度和协调度计算后进行空间格局分析，发现中国信息化与新型工业化系统整体上处于中低耦合阶段，东部相对较高，西部相对较低，并进一步将我国划分为信息化和新型工业化和谐区、磨合区、拮抗区和低耦合区。陶长琪和周璇（2015）研究发现除广东省和江苏省外我国信息产业与制造业间的耦联协调度属普遍不协调，归因于产业转型时期低下的耦联效率；区域产业耦联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表现出空间相关性及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致性，这得益于东部发达的经济体、中部“两型社会”的创新政策特权和“中部崛起战略”以及西部和谐的政府管制政策。曾倩琳和孙秋碧（2015）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对我国物流业与信息业关联度与协调度进行测算，发现两者的关联度处于较强关联以上水平，但耦合协调度不高，八大经济区信息业和物流业发展的协调度存在时空差异。

（2）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水平评价。已有研究大都表明我国两化融合水平逐年递增，但也有一些学者研究发现我国信息化与工业化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俞立平等，2009；俞立平，2011；郭珍军和徐柳，2012）。俞立平等（2009）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发现信息化是工业化的格兰杰原因，但工业化不是信息化的格兰杰原因，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关系，工业化对信息化的影响速度大于信息化对工业化的影响速度。郭珍军和徐柳（2012）认为我国两化融合处于硬融合阶段，信息化水平普遍低于工业化水平。有学者研究发现我国两化融合水平不高，地区之间存在差异。白雪和雷磊（2014）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对我国17个区域性城市群的两化融合水平进行测算和多角度分析，结果表明：两化融合水平整体偏低，处于初级融合阶段，但是融合水平显著提高；融合水平群际分异现象明显，东部好于中西部；融合层面因素空间表现各异。杜传忠和杨志坤（2015）利用协调发展模型发现2001—2013年间我国两化融合程度不断提升，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我国区域之间两化融合水平存在差异。胡新、惠调艳和梁思妤（2011）构建较为客观的两化融合社会环境评估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发现陕西处于两化融合第三梯队，与第一梯队相比在信息基础设施、信息产业发展规模及对地区经济增长贡献、高新技术产业带动工业发展上明显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还有学者研究了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的质量及效率。谢康和肖静华等（2012）构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模型，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结合讨论我国两化融合的质量，发现融合具有周期大约为5年的间断平衡性，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路径与两者融合的相关性高于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路径。融合对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三次产业结构调整、降低单位GRP电力消费和能耗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张轶龙和崔强（2013）定义了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度与融合效率并构建了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度的评价模型和仁慈型DEA交叉效率模型，实证发现2003—2010年间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度越来越高，但是融合效率却越来越低，融合“大而不强，多而不精”的现象十分明显。

4.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绩效

国内外学者就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进行了广泛研究，发现信息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Jorgenson D W，Ho M S和Samuels J D，2016；Erumban A A和Das D K，2016；于春荣等，2008；张楚婕和房伟，2009；王钢和王欣，2010；唐晓华和李绍东，2010）。Chou Y C和Shao B B M（2014）基于生产、创新和竞争的理论，使用Malmquist生产力指数（MPI）的性能指标和数据包络分析（DEA）的测量方法对1995—2007年25个OECD国家的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研究，进一步将MPI分解为技术变化、效率变化和规模变化，实证发现与其他服务业相比信息技术服务业有显著的生产力增长，IT服务业是一个善于使用技术进步的创新者，是生产力增长背后的关键驱动力。王惠、崔杰和王树乔（2014）运用ADF单位根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模型检验出江苏省信息产业和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进一步借鉴菲德模型评估江苏省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发现江苏省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以及对非信息产业产生的外溢效用都不是很显著，但信息产业的边际生产力远远高于非信息产业。王立国和曹白杨（2015）运用面板模型分析比较了中国热点经济区域环渤海、长三角、泛珠三角地区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使用灰色关联度分析信息产业对相关工业的拉动作用，得出信息产业的优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的结论。李向阳（2015）提出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体现在信息产业促进经济总量的提升、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提高经济要素的利用效率等方面。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信息产业的发展应建立以企业为核心的产业协同创新体系，建设以产业发展为导向的金融支持体系，健全对信息产业中小企业的支持模式，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发挥后发优势，构建以集群形态为载体的发展模式。

一些学者采用随机生产前沿（SPF）和Malmquist生产力指数（MPI）研究了信息技术对技术效率的影响，Lin W T（2009）证实了生产力悖论存在的可能性，Forero B和Pilar M D（2013）和Shao B B M和Lin W T（2016）则认为信息技术可以显著提高技术效率。Han K，Chang Y B和Hahn J（2011）、Chou Y C，Hao C C H和Shao B B M（2014）发现信息技术的外部性对全要素生产率（TFP）有积极影响。还有学者研究了信息技术与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其中Shahiduzzaman M和Alam K（2014a）利用生产函数发现IT资本对澳大利亚经济产出和生产力有显著影响；和Gaile-Sarkane E（2014）建立包括ICT基础设施、ICT使用、ICT准备和ICT生产和贸易四部分的ICT发展指标，研究表明低、中、高生产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被不同因素影响，一些中、高生产力国家ICT发展和劳动生产率之间没有关系；Shahiduzzaman M和Alam K（2014b）发现ICT资本和产出之间存在协整关系，ICT资本是经济产出和生产力的格兰杰原因。

信息化对制造业绩效影响的研究也很丰富。Zerenler M，Bilge F A和özilhan D（2007）、Melián-González S和Bulchand-Gidumal J（2016）、陈石和陈晓红（2013）等实证发现信息技术有助于制造业绩效提高。其中，徐盈之和孙剑（2009）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国家制造业各行业与信息产业的融合度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利用面板数据回归的方法分析了信息产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对制造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信息产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度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制造业的产业绩效与融合度正相关，产业融合是提高制造业绩效的新切入点。陈晓红和陈石（2012）运用面板门槛模型从两化融合的视角讨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提升自身经济效益和改善社会效益方面的差异，就企业经济效益而言，非国有企业工业化水平的边际贡献受信息化水平的带动作用更加明显；就企业社会效益而言，国有企业工业化水平的边际贡献受信息化水平的带动作用更加明显。也有部分学者实证发现信息技术对制造业绩效未起到提升作用（Colombo M G等，2013；马婷婷，2012）。顾六宝和张红梅（2014）利用DEA分析方法对河北省制造业企业物流链信息技术投入与企业效益进行投入产出评价，发现河北省制造业企业物流链信息技术投入产出效率明显不高，中小企业投入产出效率更低，大部分企业信息技术投入比例不协调，物流信息技术投入能力不足。汪芳和潘毛毛（2015）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信息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度与制造业产业绩效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原因是中国信息化水平不高，产业融合对产业绩效的提升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还有一些学者研究发现产业经济绩效因行业和地区而异（如毛甜，2013），林丹明、梁强和曾楚宏（2007）通过调节回归分析方法发现信息技术投资有利于提高制造企业的绩效，但是行业资本密集度在信息技术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反向的调节作用。霍明、郭伟和邵宏宇（2012）利用面板数据随机前沿法发现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制造企业的技术效率存在差异化增长的情况。

除了企业绩效之外，学者还从其他角度考察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影响。张亚斌、金培振和沈裕谋（2014）构建了考虑资源节约和环境质量改进的技术创新模型，讨论了重化工业化、两化融合与工业环境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较高的重化工业化有助于工业化与信息化更好地匹配与融合，两化融合水平的提升能有效抑制重化工业化引致的环境污染和碳排放，从而改善区域工业环境治理绩效。沈裕谋和张亚斌（2014）利用协调发展系数法和SBMLuenberger指数法发现近年来的重化工业化趋势不利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而区域两化融合质量的提升可以有效改善工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该进一步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焦勇、陈庆江和杨蕙馨（2016）以系统间协同演化理论为基础改进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水平的测度方法，采用除西藏以外30个省区市的数据探讨两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发现两化融合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优化配置三种机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可以显著降低地区能源强度且其贡献强于政府干预、技术创新、国际贸易、外商投资和能源价格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