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其效应要素

从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诞生以来，信息网络技术发展迅猛，且在各个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并在制造业生产中的作用效应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为此，本书从信息网络技术发展与特征和信息网络技术在制造业生产中的要素效应两个层面进行综述。

1.信息网络技术发展与特征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信息技术发展史。第一次信息技术革命是语言的使用，这让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成为可能；第二次信息技术革命是文字的创造，文字不仅像语言一样可以让信息进行交流，更使得人们可以把信息保存并流传开来；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是印刷术的产生，告别了以往只能手抄的局面，大大提高了信息的传输效率和传输范围；第四次信息技术革命是电报、电话、广播和电视的发明和普及，人类在信息载体、信息深度、思维开阔度等方面都大大提高；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是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并与之伴随着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的相互融合发展形成的信息网络技术。每一次信息技术革命都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提升，了解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历程，对于当代我国的制造业转型，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宏大愿景，引领第四次工业技术革命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信息网络技术发展经历了技术准备阶段（20世纪40年代—60年代末）、标准化形成及竞争加剧阶段（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初）、改变世界的万维网时代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21世纪初），目前已进入开始向高端技术迈进阶段（21世纪初—现在）。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原有的IPv4地址池已不能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在此基础上演进出的IPv6开始逐渐普及开来，向着更大容量、更高扩展性发展（张宏科，2005；葛敬国，弭伟和吴玉磊，2014）。另一方面，以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开始进一步改变人们的生活。信息的传递也不再仅限于人与人之间，IPv6提供的近乎无限的地址池为物联网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得万物互联成为可能（陈仲华，2010），其通过智能感知、识别技术与普适计算等通信感知技术，广泛应用于网络的融合，也因此被称为继计算机、互联网之后全球信息产业发展的第三次浪潮。信息网络技术与工业的进一步结合，以机器代替人工，进行智能管理、智能生产，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迈进工业4.0时代。2016年3月，一场世人瞩目的人机大战，谷歌的AlphaGo以4∶1战胜李世石，更进一步显示出人工智能的威力。目前，第四代通信技术已经比较成熟稳定，各国都在加紧研发第五代通信技术（5G）。早在2009年，我国的华为公司就已经展开了相关技术的研究，并随后展示了相关的原型机。相比4G，5G具有更大容量、更高速率、更低延迟（余莉等，2014）的特性。我们有理由相信信息网络技术给人类带来的深刻变革远不止如此。

2.信息网络技术在制造业生产中的要素效应研究(www.xing528.com)

信息网络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在不同的时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制造业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在不断改变。

（1）信息网络技术作为基础设施。信息网络技术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促进效应（Aschauer D A，1989；Repkine A，2008；陈亮，李杰伟，徐长生，2011），而且刘生龙和胡鞍钢（2010）还认为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基础设施，能够通过基础设施的外溢效应来促进经济的增长；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信息技术作为基础设施能够显著地促进技术进步，殷国鹏和陈禹（2009）以企业资源理论（RBV）为基础，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并建立了信息技术能力及其信息化成功影响的理论模型；王自锋等（2014）构建了一个分析基础设施规模与利用效率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的理论框架，并验证了中国基础设施规模与利用效率对技术进步的直接“资本效应”和间接“溢出效应”；还有学者认为，信息网络技术能够提升和改善一国的出口绩效，李坤望、邵文波和王永进（2015）对世界银行提供的关于中国12400家企业2002—2004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企业信息化密度、地区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对中国企业的出口绩效有显著影响，与理论分析的结果相一致。信息网络技术作为一项基础设施，在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问题与挑战，朱伟（1997）指出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中通信费用过高、信息资源开发不足、国民信息意识薄弱、信息技术人员短缺、信息技术标准有待完善和修订有关法律、法规等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黄道立和方婷（2016）指出现行立法及实践表明我国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缺乏国家层面的强力监管，国家和行业主管部门的认识和保护能力不足，主管机构的职责不清且缺乏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而杜振华（2015）则认为我国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中数字鸿沟不断扩大，信息基础设施落后且缺少群众的支持。对于进一步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王钦敏和吴升（2011）认为数字化建设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信息和网络的效益；而陈文理（2012）则提出，我国要增强信息基础设施的竞争力，就必须彻底打破旧计划体制下的政府行为模式，重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行为模式。此外，还有学者对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也进行了分析，李影和刘岩（2014）通过分析影响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长效机制的四个因素，即时间维度、意识维度、实践维度和发展维度，检测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效，并认为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是改变农村落后状况，实现农村信息化的关键。

（2）信息网络技术作为生产要素。信息网络技术在制造业生产的过程中，由最初的基础设施角色转变为广义上的生产要素（王树祥，张明玉，王杰群，2014），在生产过程中信息技术渐渐成为关键性要素（鄢显俊，2004），并且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要素（倪庆平，2001；王亦斌，2012）；在信息时代，信息技术也已经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逐步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来源（罗福凯，李鹏，2008；罗福凯，2013）。Schreyer P（2000）和Brynjolfsson E和Hitt L M（2000）将信息技术作为资本投入，将其看成一种生产要素，发现其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 A和Gaile-Sarkaneb E（2014）通过对国家、产业以及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信息通信技术能够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有利于建立一个更有效的市场机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徐姗和韩民春（2009）对我国2001—2006年信息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信息要素已经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投入，其贡献度已经超过资本，仅次于劳动要素；沈悦和郭品（2015）借助无导向DEA-Malmquist模型，实证发现互联网金融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显著提升了我国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而王育霞和张红丹（2013）选择江苏省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石油化工三大主导产业中的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实证发现江苏省主导产业的典型企业的资本以及技术要素的贡献度较大，但劳动要素和管理要素的贡献度较小。Repkine A（2008）研究了50个国家电信普及率对总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高水平的ICT资本存量普及率能够增加总生产函数的技术效用水平，但ICT普及率的影响因地理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较贫穷的国家，以移动电话、计算机、互联网形式的人均电信资本的增加很可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但在发达国家ICT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相当有限。但也有学者，如张之光和蔡建峰（2012）通过建立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的局部调整模型，分析信息技术价值以及信息技术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间的替代关系，实证表明，信息技术资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信息技术资本在进入生产函数后，导致生产绩效降低。

（3）信息网络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内外一部分学者认为，互联网技术对经济的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是国民经济的发动机（Sein M K和Harindranath G，2004；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2007；关志雄，2002；施莉和胡培，2007），其中，Barro R J（1991）认为互联网技术与GDP有显著的正相关性。Cortés E A和Navarro J L A（2011）分析了互联网技术的引进对欧盟27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的影响，用居民ICT、企业ICT和电子交易这三个变量作为信息技术的指标，实证研究发现ICT可以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戴德宝、范体军和刘小涛（2016）应用历史探索和数据验证的方法，发现互联网技术发展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互动效能关系，认为中国企业和政府应继续拓展“互联网+”效益机制，大力发展互联网的软硬件技术；关志雄（2002）运用1990—2000年的数据进行国家间的横向比较，发现除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竞争力外，在一部分信息技术产品领域，中国也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施莉和胡培（2007）则利用中国1990—2004年数据，对我国信息经济价值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信息技术投入与中国GDP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部分学者还针对我国省域做了相关分析，如张红历、周勤和王成璋（2010）实证发现，信息技术发展对我国省域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且省域间经济增长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信息技术发展自身的空间溢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不显著。一部分学者对ICT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林丹明、梁强和曾楚宏（2007）通过对我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2001—200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信息技术投资有利于提高制造企业的绩效；而陈光和张超（2014）运用2004—2011年全国面板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影响整体制造业及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的效率进行实证研究，认为信息服务和科技服务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效果不显著，并且发现科技服务对三种要素密集型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作用不显著，甚至呈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