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物联网研究现状综述

1.物联网技术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物联网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关键技术和产业技术链研究方面，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获得提升，这对我国物联网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在物联网关键技术方面，张云翼等（2018）通过广泛的文献调研发现，云、大数据、物联网与BIM技术缺一不可，只有将其充分集成才能共同发挥价值，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建立了各项技术统一的集成应用框架。同时，从理论和应用两方面对有关技术与BIM技术集成的研究与应用现状进行了综述。王保云（2009）对物联网的网络和服务体系架构进行阐述，认为目前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日本的Ubiquitous ID物联网系统和欧美支持的EPC Global物联网体系架构都是为推进RFID标准化而构建的，认为射频识别、纳米技术、传感器设备等物联网关键技术的应用前景广阔。孙其博等（2010）通过梳理归纳与物联网相关的各种技术，构建了物联网的技术体系模型，认为中国对物联网技术的关注焦点在于射频识别、云计算、传感器制造等领域。李航（2011）对物联网的架构体系和关键技术进行了分析，认为物联网的架构体系由感知层、网络层、应用层三个层次构成，物联网关键技术包括云计算、网络通信技术、传感器技术和射频识别技术等。王京安等（2018）借助于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发现物联网发展的两大类技术机会分别是在物联网应用层上GIS技术和平台层中多源大数据下融合计算技术。田博文等（2016）对物联网产业技术标准化过程的发展阶段、参与主体和网络属性进行了分析，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标准化过程被分割成多个子阶段，在环环相扣、同步上升的子阶段中建立技术标准化子目标和微观运作机制。李志宇（2012）则认为互联网是物联网发展的基础，物联网技术是对互联网相关技术的应用拓展，物联网关键技术不仅包括感知、传感、数据处理等传统认知技术，还包括物联网安全保护和隐私保护技术。在物联网应用层面的创新是产业发展的核心，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对物联网应用发展开展研究，对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物联网产业具有重要意义。在物联网相关产业技术链方面国内学者也进行了研究。黄卫东（2011）认为物联网产业创新依赖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部的产业技术，另一方面是外部的产业政策支持，这两方面构成了产业创新体系，技术产业化转化的实现有赖于内外两方面之间的有效衔接。施卫东（2012）以无锡市为例，从产业技术链的视角分析了我国物联网产业发展的现状，并提出了产业链、产业集群的共同创新协同作用形成产业价值链与产业技术链系统的完整性，加强技术链拉伸与一体化融合等发展策略。

作为一项新兴技术，物联网技术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气象。杨永志和高建华（2010）认为物联网是一项新兴的技术，是一个将各种信息传感设备（如射频识别装置、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通信装置等）与互联网结合起来而形成的巨大网络。物联网的出现正在改变着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又一个增长点。许永硕（2018）认为物联网技术的深度发展加大了制造向服务转型的力度，势必引发服务业革命，也将开启服务业文明，这将成为中国制造的新起点。

2.物联网应用

目前国内对物联网应用的研究较为广泛，涉及家居、智能电网、仓储物流、军事物流、港口、医疗、图书情报、智慧校园、农业、食品质量及环境检测等领域。李静雅（2010）在对物联网的组成、工作原理及乘客需求相关方面分析的基础上，对基于射频识别技术的公交信息管理系统的结构和实现方案进行了研究。李坡等（2011）分析了物联网技术对社会信息化和军队信息化的促进作用，对社会信息化的影响主要从信息技术的发展创新、经济效益增长和对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等方面进行分析，对军队信息化建设的影响主要从对战场的感知、对信息系统的指挥、自主式机器人、综合保障机制、网络作战等方面进行分析。

物联网在食品质量及环境检测领域应用广泛。罗利平等（2012）借鉴物联网技术在食品质量监控中的作用，深入剖析大宗农产品产业链中存在的食品质量安全隐患，认识潜在危害，寻找关键控制点，并构建了相应的食品安全监控机制，设计了运用物联网技术的大宗农产品产业链质量安全监控系统框架。杜克明等（2016）针对农业环境监测对象的特点，提出了由点到面的区域模拟与评估方法，设计了一套将物联网基于“点”的监测数据与WebGIS基于“面”的空间数据融合分析的解决方案，并以河南省小麦灾情监测为案例对系统进行了应用分析，结果表明系统能有效地实现农业环境由点到面的区域动态监测，提高了作物长势与灾害的综合诊断能力，并能够为农业生产管理提供更为便捷的应用服务。李国刚等（2011）概述了物联网的概念、主要技术特征、作用和影响，结合环境管理需求，讨论了物联网在环境自动监控系统建设中的若干应用场景，设计了环境物联网应用的基本框架。

物联网涉及农业领域的诸多方面。颜波等（2013）构建了对物联网技术在农产品供应链中采纳的影响因素的TOE模型，并根据实际调研采集的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TOE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被支持的众多因素中，对物联网技术的采纳有正向影响作用的因素有兼容性、企业规模、技术知识、高层支持、感知效益、供应链企业相互间的信任、外部压力、政府支持，其中企业规模影响最大，外部压力因素影响最小；复杂性和成本对物联网技术的采纳有消极影响，其中成本的负向影响作用最大。徐元明等（2016）对江苏省农业物联网发展现状的调查和72家农业物联网应用单位的访谈和问卷进行分析，发现物联网技术在农业全产业链的应用，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举措；同时指出农业物联网知识的推广普及程度较低，社会认同度不高，人才全面匮乏等问题。吴建伟等（2014）针对农业部农业物联网系统集成重点实验室长效可持续发展需求，从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政策、提高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有效缓解我国日趋严峻的农产品安全问题三个层面指出了重点实验室建设的重要性。刘东红等（2012）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提出的物联网技术采纳影响因素的TOE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全面分析归纳了无线射频识别标签（RFID）和无线传感器网络（WSN）的技术在食品、农产品的生产监控、安全监管及供应链的溯源与追踪等领域的应用研究现状。熊本海等（2015）从家畜编码规范及标识技术、家畜养殖环境及体征行为远程监测、母猪精细饲喂智能装备及种畜（种猪、奶牛）养殖过程数字化监管与云计算平台构建等多个方面，综述物联网技术在畜牧业领域的应用环节。

物联网在智慧校园建设和图书情报领域同样贡献突出。于文超（2018）以CNKI的文献作为数据来源，使用NoteExpress提取高频关键词，借助Bib Excel、SPSS和Netdraw软件，采取共词分析法进行聚类及社会网络分析，发现国内图书情报领域物联网研究集中于5个主题，即基于RFID技术的智慧图书馆构建、个性化服务与学科服务、图书馆转型与服务创新、图书馆建设、物联网技术与其他新兴技术在图书馆中的综合应用。黄力（2011）认为引入物联网技术后，不仅能够对图书进行高效、便捷的管理，而且将为服务内容和服务模式创新提供全新的发展机遇。李峰和李书宁（2013）指出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为图书馆带来了一系列变革，介绍基于RFID技术的智能馆藏管理系统的广泛应用和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图书馆系统框架与功能革新，探讨物联网技术在图书馆应用中尚存在的相关问题。沈彦君（2012）从物联网的概念出发，提出图书馆物联网的架构模型，并分析了该架构为智能图书馆带来的图书馆馆舍智能化，降低人力成本，提高服务质量，读者服务更加人性化的好处。陈明选和徐旸（2012）通过结合实例来探讨智慧校园的概念、功能、应用和发展前景，对于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研究能力、加强师生的互动和区域教育资源的共享具有重要意义。李卢一和郑燕林（2010）基于对物联网研究现状的把握，探讨物联网在构建智能化教学环境、丰富实验教学、辅助教学管理、拓展课外教学活动方面的作用。

物联网在物流领域的应用也在不断扩展。弓永章等（2017）提出将物联网、互联网等电子信息技术与供应链管理、现代物流技术结合应用，帮助实现质押物在库、在途、在加工实时监管、预警，并建议将供应链金融物流监管系统与质押物金融借贷系统整合为供应链金融物流运作管理平台，以更好地推动供应链金融物流活动顺利进行。任颖洁（2017）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引入物联网技术，结合陕南地区的制造业与物流业发展现状，提出了基于物联网技术下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的实现对策。武晓钊（2011）认为随着物联网技术在仓储业应用的逐步深入，射频识别技术在仓储业的应用将快速发展，感知技术集成应用将成为一个潮流，无线网络与通信技术将得到应用，无人搬运车与智能机器人将融入仓储物联网，仓储物联网将出现互通互联的大趋势。韩俊德和杜其光（2015）将物联网技术这一先进管理手段应用于生鲜农产品配送，提出了一种新型的生鲜农产品配送方案。该方案可实现生鲜农产品配送各环节在时间上的无缝对接，能够显著提高配送效率，缩短配送时间，降低配送成本。同样地，物联网在医疗领域也已涉及。俞磊等（2012）在药品、远程监护、医疗信息化、医疗设备管理等多个方面详细讨论了物联网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现状。总体来说，目前国内学者们对物联网应用领域研究较为广泛，对其应用前景持乐观态度。

3.物联网产业链

国内对物联网产业链问题的研究比较广泛，主要集中在产业链构成与布局、产业链发展制约因素、业务形态等方面。如汤一平等（2010）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对如何培育物联网产业链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分析。唐亮（2010）认为我国物联网产业链综合实力较弱，其主要原因是标准的不统一、关键技术研发滞后、应用不够广泛等，产业链可以划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三个环节，我国各环节缺乏连贯性，且中、上游企业面临世界500强企业激烈的市场竞争。范鹏飞等（2011）比较分析了国外物联网业务形态的特点和国内五种备选的物联网业务形态的优缺点，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物联网发展模式，即由政府主导、以系统集成商和电信运营商为核心的新型业务形态。曹洋（2012）对某一特定区域的物联网产业链进行研究，认为海淀园物联网产业链处于酝酿延伸发展阶段，并提出鼓励研发创新、推动行业应用等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胡保亮（2017）利用142家企业问卷数据，研究物联网应用模式及其通过供应链集成的中介作用影响企业绩效的机制，认为企业内部集成、供应商集成与顾客集成是供应链集成的三种方式，提出物联网应用可以概念化为物联网应用于利用与探索两类模式，研究发现物联网应用于利用与探索能够通过供应商集成的完全中介作用和顾客集成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企业绩效。岳中刚等（2014）分析了物联网产业链的模块化网络结构，构建了物联网产业的双边市场理论框架，并对产业演进路径的发展策略进行了研究与模拟。研究发现，根据物联网产业特征迅速培育合理的运行模式和制定动态的发展策略，形成一个具有协同效应的商业生态系统，是产业快速发展以及形成成熟产业链的关键。鲁铭和陈玉川（2011）从价值网络的角度出发，认为物联网价值网络包括研究网络、开发网络、生产网络三种子网形式，研究网络是物联网知识价值形成的基础，开发网络是物联网市场价值形成的基础，生产网络是物联网有形价值形成的基础。作者通过剖析物联网价值网络的结构，可以揭示物联网价值形成的规律，从而为发展物联网产业提供理论指导。王建平等（2011）基于物联网的系统架构，分析了完整的物联网产业链，指出感知层处于物联网产业链的核心和关键地位，处理层的产业链涉及软件开发商、系统集成商、运营服务商。

4.影响物联网发展的主要因素

国内学术界对物联网发展障碍研究的关注点在于标准规范、个人隐私安全、商业模式等方面。如唐亮（2010）认为标准的不统一、行业壁垒的存在、基础芯片技术的落后三方面问题的存在会对我国物联网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刘永谋等（2011）认为由于物联网具有泛在性、智能性和集成性等特征，因而物联网的发展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存在诸多风险。作者提出了应坚持以人为本的思路，重视保护个人隐私，通过建构统一的物联网监管体系等措施，积极应对物联网的风险。曾佑新（2012）从结构性产能过剩、竞争性、政策性和经营可持续性等几个方面对无锡市物联网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潜在风险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风险管理的相关策略。刘勇燕等（2012）根据对物联网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当前发展形势的分析，认为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对产业发展标准、关键技术、资源管理、知识产权维护等问题进行重点剖析和研究，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促进产业发展。(www.xing528.com)

部分学者对影响物联网发展的因素进行了研究。王雷等（2014）从理论层面分析了财政税收、商业银行、创业投资和资本市场对中国物联网产业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相关研究假设。实证结论发现留存收益、财税、股权和创业投资4种金融支持方式与物联网上市企业的绩效显著正相关。汪明峰和郗厚雪（2015）选取无锡、上海、南京和杭州四个城市，采用多案例比较的方法，发现技术基础、政策推动和偶然性事件是新兴技术产业初始发展阶段的主要动因。马飞等（2012）从发展低碳经济角度出发，对物联网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从政府与政策、科研和企业等三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为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探索我国物联网产业的发展路径奠定了基础。张亚斌和蔡文娟（2015）认为技术创新是决定我国物联网产业规模的重要因素，发现技术创新与物联网产业的用户基础规模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在不同产业链环节中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即物联网感知层呈阶梯式转变特征，网络数据层呈单一门槛效应特征，而应用服务层则反映出长效机制特征。李晓钟和任凭（2015）以我国物联网产业发展名列前茅的八大城市为研究对象，借助“钻石模型”对影响物联网产业发展的驱动因素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影响我国物联网产业发展的驱动因素主要有物联网产业的供需因素、支持因素、规模因素、发展潜力因素以及相关产业因素。钱吴永、李晓钟和王育红（2014）认为物联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受到内部、外部因素的综合交互影响，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基础环境、政策与资金、市场因素，内部因素主要包括技术与创新、技术标准、人才因素。钟祥喜、肖美华和刘金香（2012）认为我国目前物联网产业的发展处于形成期阶段，深入探讨并提出了形成期物联网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包括政府、产业技术自主创新、管理自主创新、市场需求、产业集群，以及对经济社会和生态的联动作用。史俊等（2016）以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建设的决策过程为研究对象，从资源配置视角重新审视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建设的决策过程，发现政府的作用力度比较强。

5.物联网产业竞争力

周晓唯等（2011）从物联网产业的高级生产要素、国内市场需求状况、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技术、研发能力、发展战略和政府制度等方面，分析我国物联网产业所形成的竞争优势。周晓唯等（2011）依据“钻石模型”六要素，剖析了陕西省的物联网产业的竞争力，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比较分析了所选取的8个省份物联网产业的竞争水平，提出了陕西省应刺激需求、建立创新体系、加强政策保障并促进国际合作等来提升竞争力。李遵白和吴贵生（2011）采用波特的菱形理论，对我国物联网产业的竞争水平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得出了要增强我国物联网产业竞争力需制定促进行业发展的政策、重视领军人才以及研发人才的培养等结论。钟祥喜等（2012）从生产要素条件、需求条件、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机会和政府等方面，分析江西物联网的发展环境，认为江西省可通过制定江西物联网发展规划、加强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与引进、采取错位发展策略等措施，走出一条具有江西特色的物联网发展道路。陈秋怡等（2013）基于波特六要素，构建了物联网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灰色关联方法得出了相关结论，即影响物联网产业竞争力的要素是科技研发的投入比和专利数量。张明柱等（2013）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发展我国物联网产业不可或缺的因素是政府支持、资金投入以及科技人才。马红岩（2015）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经济、社会与技术支持情况以及相关政策规划对物联网产业有着显著影响作用。程柏良等（2014）从产业政策、产业链、资本运营、市场占有率与发展空间以及产业推进模式等角度，对福建省物联网产业竞争力进行分析。钟祥喜等（2013）基于中关村、武汉东湖、无锡新区和南昌高新区的数据，分析了影响物联网产业集群竞争力的主要要素，认为影响竞争力的第一因素是基础要素，第二大因素是互动要素，提出了提升物联网产业的价值链是治理物联网产业集群的根本出路。黄卫东等（2011）认为提升产业竞争力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产业政策是促进和提升新兴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方式。

6.物联网产业相关研究模型

目前对物联网产业的相关研究主要采用定性分析和比较分析方法，但也有一部分学者利用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王斌义（2010）利用新的A-U模型，探讨了要实现物联网产业的跨越式发展途径是推动技术创新。周晓唯等（2011）、刘立琦（2011）基于钻石模型对陕西省物联网产业发展潜力进行了研究；周晓唯等（2012）运用主成分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物联网产业发展潜力进行评价研究；刘力然（2011）在运用演化博弈思想对物联网产业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Stackelberg模型讨论了产业链中电信运营商与其上下游企业间的竞争合作关系；罗兰（2011）基于信息产业与制造业的融合理论，运用灰色关联和最小二乘法对物联网产业的外部融合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朱蕊（2012）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物联网产业链发展的协同效应进行评价，认为其协同程度发展具有不均衡性，需要逐步加大协同力度；曹自立（2012）借助SPSS统计分析软件，采用因子分析法探索推动通信业发展物联网的主要因素，并对建立的假设模型进行检验和修正。张伟（2012）通过问卷调查，运用德尔菲法、头脑风暴法、SWOT分析法、关联矩阵分析等方法研究了武汉市物联网产业发展战略，为产业的提升提供了技术方面的支撑；王雷等（2014）以2010—2012年中国46家物联网上市企业的数据为基础，建立面板数据混合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不同金融支持方式对物联网上市企业绩效的影响；马红岩（2015）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产业政策、财政金融政策、社会经济环境及技术环境对物联网产业发展的作用；刘东红等（2012）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提出的物联网技术采纳影响因素的TOE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何家凤（2012）从产出贡献、融资能力和研发投入三方面建立基于GMM估计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钟祥喜等（2013）在GEM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改进，构建了G2EM-CI模型，基于中关村、武汉东湖、无锡新区和南昌高新区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影响物联网产业集群竞争力的主要要素和主要因素；李晓钟等（2016）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政府补贴对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覃敏杰（2012）对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已发表的关于物联网发展对当前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的文献进行梳理，并结合对该领域专家的访谈资料获取原始研究资料，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原始资料进行分析并构建物联网产业发展对经济社会影响的整体框架，辅之以典型案例佐证。

7.物联网产业协同发展研究现状

一些学者对促进物联网产业协同发展进行了相关研究。邓少灵（2011）对长三角地区物联网产业协同发展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在长三角地区应加强区域创新，构建三个层次的城市群创新格局；以行业应用为主线，构建产业协同生态链；以物联网技术应用标准体系建设为纽带，扩大示范项目的影响力，推进物联网产业规模化发展。熊励等（2012）从产业发展市场的角度入手，用定性分析方法对物联网产业市场性市场和政策性市场的演化进行分析，解释了区域物联网产业协同发展演化曲线，并从企业群落、发展环境等方面对促进我国物联网产业协同发展提出了建议。储成祥等（2012）指出科技水平、商业模式、技术标准、信息安全等是我国物联网产业链协同发展的制约因素，并针对这些障碍提出了促进产业链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任腾（2012）从生态学角度出发，以协同进化论为理论基础，运用Logstic模型对促进我国物联网产业发展的公共政策进行研究。金虹（2013）提出从制度协同切入，着力培养重点龙头企业，促进政策创新，从而推动我国物联网产业协同创新。焦媛媛等（2015）运用演化博弈方法探析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网络合作关系的演化过程，以主导权特征为切入点，以我国物联网产业协同创新网络演化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王艳和纪志成（2015）引入政产学研、金融与中介机构六螺旋协同创新模型，利用大数据分析与云计算技术，以个性化与智能化为特色，构建物联网产业协同创新平台，为各创新主体提供信息交互窗口及个性化决策服务。高素英等（2017）对京津冀地区物联网上市公司2010—2016年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发现，北京、天津、河北物联网产业均处于低水平协同状态，为促进京津冀物联网产业有序发展，必须合理制定协同发展战略。胡建绩和祁杭峰（2010）构建了基于灰色关联度的经济长周期耦合模型，以无锡产业发展为例，定量判断无锡经济发展趋势同世界经济发展的耦合度。赵青松等（2016）从价值网络的角度分析了物联网产业价值链的构成环节和协同竞争关系，运用博弈理论的方法构建了二阶段的物联网产业协同竞争模型。林娟等（2017）分析了上海市物联网企业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特征，结果发现初创期物联网企业在郊区集聚，随后向郊区其他区域扩散，并呈现出从单极向多极集聚转变的空间演化进程。李晓钟和王莹（2015）以协同理论为基础，认为物联网产业发展机制包括融合机制、创新机制、结构调整机制和组织机制，利用2008—2012年物联网概念板上市公司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我国物联网产业整体协调性不高，但不协调发展水平呈逐渐缩小趋势。高光耀等（2014）系统分析了物联网技术链与产业链的构成，从我国物联网技术链内部、产业链内部、产业链与技术链间三个角度分析了协同发展机理。陈坤和武立（2012）运用协同学自组织理论，将哈肯模型应用到沪深证券市场上物联网相关产业上市公司，建立了产业系统演化方程，定量论证了研究开发强度是物联网产业演化的序参量，得出了研发投入与劳动生产率的协同是物联网产业快速发展的关键的结论。王艳和纪志成（2013）认为协同创新已经成为创新型国家和地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全新组织模式，在分析物联网产业创新主体与创新要素的基础上，构建了产业协同创新模型，阐述了创新要素间的流动路径与方式。张治栋和唐宏骏（2015）基于物联网产业协同创新现状与趋势，在确立创新主体和创新要素的基础上，构建了物联网产业协同创新模型，并探索了其运行机制，研究认为在物联网产业协同创新中，政府是第一推动力，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间的协同是关键，客户需求是协同创新的导向，中介机构为协同创新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邵云飞和吕炜（2016）运用共生理论对物联网协同创新过程中的共生关系、形成条件和运动规律进行研究，探讨了以电信运营商为主导的物联网协同创新共生体。张志华等（2015）依据协同创新相关理论，阐述了协同创新是物联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重点提出了江苏物联网发展的“五主体要素”链式协同创新模式，并从“凝练协同任务促进战略协同”、“创新合作平台促进组织协同”、“组建核心团队促进智力协同”、“完善运行机制促进文化协同”以及“加强规划统筹促进政策协同”等五个方面，论述了江苏物联网协同创新发展的实现路径。

8.物联网产业政府补贴的效应

政府补贴的作用效应的研究较为丰富，但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部分学者认为政府补贴作用显著。周德胜等（2008）通过对生物制药产业的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因素对生物制药产业化具有促进作用。张东红等（2009）基于博弈论研究发现政府的研发补贴可以将企业研发活动产生的外部性内部化，从而保护企业进行研发的积极性。潘越等（2009）利用动态模型研究了政府补贴的效用，得出了补贴可以在短时间内明显改善上市公司业绩，且从长期来看仍对于公司的业绩提升具有一定作用。朱云欢和张明喜（2010）通过实证研究指出财政补贴可以纠正研发活动正外部性对于企业研发行为产生的扭曲。宋河发等（2010）通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全面分析，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外溢性较强，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度大，政府应采取相关财政政策手段加强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何家风（2012）通过对2009—2011年30家物联网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产出贡献和融资能力有一定程度的正影响。林洲钰和林汉川（2012）以我国制造业中小企业专利数据为依据，研究发现中小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与其专利产出水平显著正相关。张小红和逯宇铎（2014）针对工业企业，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实证分析并比较了接受和未接受政府补贴两种类型企业的研发投入和销售收入，发现前者在两项指标上表现更好。徐远华和孙早（2015）根据我国高技术产业17个细分行业2002—2013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科研补贴同产业竞争力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补贴同竞争力间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王琴等（2017）以2010—2016年我国23家物联网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Färe-Primont指数方法测算物联网上市公司的绩效变化并对其进行分解，从研发投入、财政补贴、成长绩效、市场绩效和企业规模角度分析物联网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因素，发现财政补贴在当期对绩效不显著，但在滞后期对绩效具有正向作用。

但是，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政府补贴作用不明显，甚至会产生消极影响。唐清泉和罗党论（2007）以2002—2004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指出政府补贴作为一种重要因素没有增强上市公司的以资产收益率（ROA）为指标的经济效益。高宏伟（2011）以大型国企为研究样本，发现政府补贴会对其研发支出产生挤出效应，且国有企业由于和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易虚报研发支出以换得更多补贴。顾元媛（2011）针对1998—200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得出了政府补贴无论对于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均为负值的低效益结论。刘虹等（2012）研究认为虽然政府补贴在短期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一段时期后挤出效应就会大于激励效应，对企业自主研发形成阻碍。李晓钟等（2016）以2010—2013年沪深两市物联网概念板块4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政府补贴对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发现，政府补贴对物联网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在当年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但在滞后一年、二年后却表现为显著的抑制效应。周方召等（2013）以2009—2011年27家物联网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并未提升上市公司的生产效率。汪秋明等（2014）选取80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上市公司2002—2011年的面板数据，对政府补贴的作用效应进行了验证，研究结论表明，政府补贴没有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企业科研投入，而造成这种无效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企业行为监督的困难和政府惩罚力度的不够。王琴等（2015）以2008—2013年A股市场27家物联网上市公司为对象，运用DEAMalmquist法测算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分析发现政府补助对TFP的改进存在负效应。

还有部分学者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探讨政府对物联网产业的影响。田志龙等（2015）采用纵贯研究、内容分析、深度访谈相结合的定性研究方法，以推动我国物联网产业发展的3个宏观政策决策过程为研究对象，讨论政企互动是如何帮助政府进行不确定性管理的。研究结论表明，政企互动帮助政策决策者通过4种机制（信息获取、行动协调、企业行动承诺和政府政策承诺）实现了对因信息缺乏以及对产业行动者资源依赖所造成的不确定性的管理。史俊等（2015）采用同样的研究方法，讨论了政府是如何进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制定的。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决策者将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制定过程分割为多个子决策过程，并且在每个子决策中，通过互动形成并实施众多微观决策，同时这些互动发挥了信息获取、行动协调、行动承诺和政策承诺四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