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产业政策的差异造成了不同的收入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引起产业结构变迁路径的分化,形成了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波动演化。参照钱纳里(1986)关于工业化阶段的划分,本文将发展阶段划分为初级产品生产阶段(T1)、工业化阶段初期(T2)、工业化阶段中期(T3)、工业化阶段后期(T4)以及后工业化阶段(T5)。图3反映了两种产业结构变迁的差异。其中,工业1与服务业1的两条曲线代表自发演进型产业结构变迁,工业2与服务业2的两条曲线代表政府诱致型产业结构变迁。可以看出,在自发演进型产业结构变迁中,非农部门在工业化阶段的扩张速度相对平稳,工业部门在工业化的中后期达到最大值,之后的降幅也相对较小,工业和生产服务业比重在后工业化阶段也相对均衡,使经济维持一个较高增速的可持续发展状态。而在政府诱致型产业结构变迁中,非农部门在工业化的初期的扩张速度相对较快,工业部门在工业化的初期或中期达到最大值,之后的降速和降幅也相对较大,工业部门的大幅缩小以及技术水平较低的消费性服务业部门的扩张加剧了经济体在后工业阶段出现大幅结构性减速的风险。
图3 产业结构变迁的路径分化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www.xing528.com)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路径的差异能够有效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倒“N”型演变的结构性因素。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起飞阶段,两种产业结构变迁都能通过工业部门的迅速扩张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使区域经济增长相对差异呈现缩小态势。但工业部门产值比重的持续扩大,不充分工业化与充分工业化的差异造成了区域经济增长差异逐渐扩大;服务业部门产值比重的扩大,区域经济增速出现整体下降,使得区域经济差异有所收敛;但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阶段,区域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差异引起区域发展的再次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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