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模型假设可以看出,家庭的非位似偏好以及产业技术进步率的差异是影响产业结构变迁关键因素。一方面,偏好的非位似性会因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差异引起产业结构变迁。一般假设代表家庭长期对农产品存在一个生存性消费量<0;对工业部门的需求偏好相对稳定,即=0;服务业产品的需求存在一个禀赋性消费量,即>0。
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收入水平是决定家庭消费水平的关键因素,且产品种类和质量也会对消费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不仅带来消费总量扩张。因此,基于消费升级的视角,本文认为,尽管长期来看,居民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偏好在长期相对稳定,但代表家庭对工业品的需求偏好也会随着收入水平提升而转变。另一方面,部门的技术差异会造成产品相对价格差异,引起产业结构变迁,一般假设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率最快,但初始技术水平最低。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率次之,初始技术水平最高。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率相对较低,初始技术水平居中。即有 Am0>As0>Aa0;ga>gm>g(s Ngai 和 Pissarides,2005;陈体标,2008;徐朝阳,2010)。在此基础上,由于不同的工业产品部门的技术也存在较大不同,特别是制造业作为技术进步的源泉和技术扩散的载体,与其他工业部门的技术存在一定差异。同时,由于工业部门内产品部门间的技术进步的差异以及服务业部门与工业部门发展的关联程度不同也会造成服务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差异,因此,本文基于技术进步率的差异,细化了非农部门,考察了产业内部的结构变迁的情况。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常采取产业政策诱致产业结构变迁,加速工业发展。产业政策对中国地区工业发展的影响:一是中央政府制定的对各地区产业布局与初始产业发展能力影响的产业政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造成的地区产业布局的初始结构的差异。二是地方政府在竞争的激励下采取的产业政策,造成的地区产业结构自发演进能力的差异。因此,根据地方政府干预产业结构变迁强度的差异,本文将产业结构的变迁分为自发演进型产业结构变迁与政府诱致型产业结构变迁。自发演进型产业结构变迁是指在没有政府直接干预调控下,劳动力自由流动和有效重置引起的产业结构变迁。政府诱致型产业结构变迁则是指政府通过选择主导产业,扭曲要素价格以及非均等的公共服务等措施诱致或倒逼劳动力流动所引起的产业结构变迁。同时,为反映产业结构变迁的阶段性特征,本文根据一国工业化程度将发展阶段分为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阶段以及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阶段,对比收入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阶段性特征。
1.收入效应与产业结构变迁
分析收入变化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需假设偏好的非位似项为正,即>0;并假设各部门的技术进步率保持一致:gi=gj=g。
故,由可知,所有消费品对资本品的相对价格保持不变。当收入发生变化时,消费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也保持稳定,即,则组合消费品价格tP保持不变。
其中,
结合,可得:
可以得到关于相对消费的关系:
由于各产品部门生产率相等,所以等式(28)右边为常数,故消费品之间的增长率满足条件:为常数。
则各部门劳动力的增长率满足条件:
因此,在满足总量平衡增长的条件下,部门产出增长率具有如下特征:
(1)收入效应对自发演进型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随着收入水平和供给能力的提升,中国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在改革开放初期,居民对如纺织、食品、造纸等消费资料工业品的需求急速扩张;之后的二十年,居民的消费结构逐渐转为享受性消费为主,居民对居住、交通和通信等生存性消费以及家用电器为主的享受型消费需求快速增长,耐用消费品也逐渐强调其品牌、售后保障等更高档次的需求;2000年以来,居民对发展型消费的需求持续扩张,对享受型消费质量也逐渐提升。因此,参照中国消费结构升级的情况,假设在地区的工业体系尚未建立健全,供给能力有限,居民收入水平较低的工业化阶段,代表家庭的需求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对农产品存在一个生存性需求量。二是对于部分消费资料产品存在一个与服务业产品相似的禀赋性需求量,如家庭对诸如食品加工、饮料制造业、纺织服装等产业需求存在一个禀赋性的需求量,同时,为加速实现资本积累,提高劳动产出,代表家庭对资本资料产品的需求偏好保持不变,即有>0;=0。三是对消费性服务业存在的禀赋性需求量大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禀赋性需求量,即>>0。
则各部门劳动增长率为:
即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逐渐减小,工业部门与服务业的劳动力均逐渐扩大趋势。其中,消费资料产品部门的劳动增长显著,资本资料产品部门的劳动力不变,服务业部门中消费性服务业的劳动增长率较大。
在后工业化阶段,随着收入水平和供给能力的提升,产品种类的扩张和收入水平的提升引起代表家庭对工业品产品的需求偏好转变。假设代表家庭在该阶段的需求具有以下特征:在农产品保持一个生存性需求量的基础上,家庭对非农产品的需求偏好发生变化。一方面,对消费资料产品的需求逐渐由禀赋性消费转为一般消费,偏好逐渐稳定;另一方面,工业化程度的加深,产品价值链的延伸,生产精细化水平的提升,使得对要资本资料产品的需求存在一个最低的生存性需求量。即:=0;>0。因此,工业部门劳动增长率分别为:。
因此,在后工业化阶段,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继续下降,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则由增长转为下降,形成了工业部门的倒“U”型曲线,服务业部门的劳动力则继续保持上升趋势。可见,自发演进型产业结构变迁能够使劳动力配置到产值比重较大、生产率水平较高的部门,实现充分的工业化。由农业部门流出的劳动力,大量进入产值比重不断扩大的工业部门,并随着工业产值比重的下降,逐渐进入服务业部门。自发演进型产业结构变迁,通过充分的工业化,不仅实现了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还促进了各部门均衡发展。
(2)收入效应对政府诱致型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在工业化阶段,尽管政府通过特惠性产业政策,能够推动资本资料产业部门的扩张,促进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工业部门发展,然而根据式(32)至式(35),工业化的初期工业部门内部结构的扭曲,会制约符合发展阶段消费需求的消费资料产品部门的发展,导致工业部门的就业比重低于产值比重,不仅造成不充分的工业化发展,即当工业产值比重最高时,仍具有较大的劳动力跨部门流动空间,还使大量从农业部门流出的劳动力直接进入消费性服务业,使服务业成为新的就业蓄水池(袁富华,2014)。
在后工业化阶段,不充分工业化造成了服务业的就业蓄水池效应,但劳动力在服务业部门通过干中学所积累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难以满足后工业化阶段工业部门发展的人力与技术需求,造成劳动力流动路径依赖与自我锁定,制约了劳动力重置效率,即从农业部门直接流入服务业的劳动力难以回流到工业部门,使服务业部门低端锁定为消费性服务业,引起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速的大幅下降。因此,非均衡的特惠性产业政策形成的政府诱致型产业结构变迁,不仅导致各产业的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失衡,造成不充分的工业化,还引起劳动力流动的自我锁定,形成后工业化时期以附加值和技术进步相对有限的消费性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2.相对价格效应与产业结构变迁(www.xing528.com)
为考察相对价格效应对结构变迁的作用机制,需假设部门间技术进步率gi不同,即gi ≠gj ;并要求。
则各部门的消费比例关系:
根据,部门间就业关系:
情况1:当部门产出替代率ε=1时,就业结构不变,劳动力在部门间无转移流动。
情况2:当部门产出替代率ε≠1时,劳动力会在部门间流动,引起产业结构变迁,且劳动力重置与部门技术进步率有关。由于 ga>gm>gs,劳动力在三个产业间的流动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即农业部门的劳动份额逐渐减小,服务业的劳动份额逐渐上升。值得关注的是,相对价格效应对于非农部门间劳动力的流动有着重要影响。本文进一步分析不同非农产品部门的技术进步差异与劳动力的相对份额变化。
第一,根据卡尔多第一定律,具有规模效应的工业部门是经济增长的引擎(Kaldor,1967)。特别是资本资料产业部门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以及部门集聚程度相对较高,因此,本文假设:资本资料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效率相对较快,有 Amh0>Aml0;gmh>gml,则在工业部门内部两个产品部门劳动力增长的关系:
由于消费品相对于资本品的相对价格关系:;两个工业产品部门的相对价格关系:;则有
上式表明,资本资料产业部门相对价格的变化与相对技术进步成反比,部门的技术进步差异将导致部门间产品的相对价格差异,引起劳动力的流动,使得消费资料产业部门的劳动份额相较于要素产品部门的劳动份额有所增加。
第二,由于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依赖于制造业在扩张过程中不断扩大的服务需求,并且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创新主要来源于制造业(张亚军、干春晖、郑若谷,2014;文一,2016)。因此,假设在服务业内部生产性服务业的初始技术水平以及技术进步率高于消费性服务业,即 As20>As10,gs2>gs1,则有
即在服务业部门内部,消费性服务业的劳动力份额的增长快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
第三,在工业部门与服务业部门之间,若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相对价格完全由市场竞争决定。
(1)相对价格效应对自发演进型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假设消费性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率小于工业部门,即 gmh>gml>gs1,则进入消费性服务业的劳动力可以重置到工业部门。但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部门而言,特别是相关性较强的资本资料产业部门,导致消费资料产品的技术进步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进步关系不确定。若消费资料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率高于生产性服务业,gml>gs2,则劳动力会由消费资料产业部门跨部门流入服务业部门。若消费资料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低于生产性服务业,即 gml <gs2,则劳动力会由生产性服务业回流至工业部门。
可见,在自发演进型产业结构变迁中,消费品部门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与相对技术进步率成反比,部门技术进步差异导致了部门产品相对价格的差异,劳动力能够自发流入技术进步相对较慢的部门。
(2)相对价格效应对政府诱致型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为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利用财税优惠、投资控制、目标指导、非均等公共服务等特惠性产业政策,扭曲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制约相对价格效应对产业结构变迁的促进作用,促进地区部分产业优先迅速发展,如图2所示。具体表现为:一方面针对部分工业部门的特惠性产业政策扶持,特别是对资本要素产业部门进行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姚洋和郑东雅,2008)。假设,政府通过征收一次性税收对资本资料产业部门的价格补贴,1单位资本资料产品的补贴为τmh,则资本资料产业部门的相对价格为pmht=p0mht-τmh,其中,P0mht为要素产品的真实相对价格,τmh>0。特惠性产业政策缩小了资本资料产品与其他产品的相对价格变化,制约了劳动力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由于服务业大多集中在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城市,这种地区非均等的公共服务水平会引起部门工作环境、员工福利、社保制度等方面不同,造成劳动力实际工资收入的部门差异,即假设在服务业部门内存在一个隐形部门劳动报酬的补贴效应,使服务业产品的相对价格 ps2t=p0s2t-τs2;τs2>0,则
服务业部门与工业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差距缩小,抑制了劳动力由服务业部门回流至工业部门,形成了劳动力流动的第二重自我锁定效应。
图2 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差异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通过比较政府诱致型产业结构变迁与自发演进型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差异,提出本文的核心假说:自发演进型产业结构变迁能够通过有效的要素重置实现充分工业化,促进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协同演变,实现相对平稳的经济增长,避免经济增速大幅波动。而政府诱致型产业结构变迁不仅导致地区在加速工业化阶段形成不充分的过早工业化,弱化了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造成劳动力流动的双重自我锁定效应,引起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速的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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