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考虑了政府补贴和信贷补贴等“中国式僵尸企业”形成的重要因素,吸收了CHK法和过度借贷法的优势,对我国“僵尸企业”进行了更为精准的识别。结果表明我国“僵尸企业”具有分布广、比重高、杠杆高、效率低,在行业、地区、所有制分布上与中国经济的转型交织在一起的特征,这些显示了中国“僵尸企业”治理的复杂性。但与此同时,平均每年有超过半数的“僵尸企业”在复苏,因此,对“僵尸企业”也不能一棍子打死,须采取合适的方式标本兼治“僵尸病”,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以去产能这一处置“僵尸企业”牛鼻子的措施出发,论证了生产率的提升是“僵尸企业”复苏的重要中间机制,而且对企业研发投入、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等效应进行了充分的论证。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清理和人员精简是目前“僵尸企业”治理比较直接的“刮骨疗毒”措施,能显著促进“僵尸企业”的复苏;但在企业自身经营效率未改善的情况下,研发投入的增加只会进一步增加企业的成本负担,对“僵尸企业”复苏的成效并不显著;而减少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以及更加规范的金融市场等市场化制度环境的改善对抑制“僵尸企业”形成、推动其复苏都有着积极的效应;优化政府的补贴方式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僵尸企业”的重要途径,“竞争性”的补贴比选择性的补贴更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能有效降低企业“僵尸化”。在对“僵尸企业”复苏机制的进一步分析发现生产率的提升是“僵尸企业”复苏的重要机制,不管是内部措施的实施还是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生产率提升是根本所在。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当前治理“僵尸企业”最重要的是将具体的措施与提高企业自生能力相结合,真正从内涵上实现降本增效,提升整体经济的活力,而不仅仅是实现表面的“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同时,需要完善制度性“僵尸企业”处置机制和市场化的制度环境、优化产业政策,构建“僵尸企业”处置的长效机制。
首先,在去产能过程中要特别防止因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因为经济周期性波动存在的机会主义(聂辉华,2016),有些产业如钢铁、煤炭等产能波动存在明显的周期性,当经济处于恢复、繁荣阶段时,一些低端、落后的产能就会死灰复燃甚至扩张,导致地方政府和企业心存侥幸,阻碍去产能的进程和效果,如此反复,这也是这些领域成为“僵尸企业”重灾区的重要原因。因此,去产能在强化地方政府和“僵尸企业”硬约束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标准,提高落后产能的生产环保成本、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实施兼并重组、大力发展绿色信贷,用市场无形之手,让“僵尸企业”难以为继、让落后产能无利可图,最终实现新旧动能有序接替。
其次,降本增效是推动“僵尸企业”复苏的重要内在机制。对于有希望复苏的“僵尸企业”最重要的是降低资本负债率和企业自身经营的成本负担,恢复自生能力。需要将降低“僵尸企业”的制度性成本与企业自身的降本增效相结合,除了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减轻税费负担外,还需要引导和支持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创新,深挖企业“内部增效”的潜力。对于“僵尸企业”中成本较高、与企业核心业务关联度不大的业务通过关、停、转等方式进行相应的缩减,让企业逐渐恢复、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对于拥有一定数量的知识产权、土地等其他有形或无形资产、具有相对较高的公允价值的企业,可以通过积极促进企业间的并购来达到资源整合的目的;对于长期停产、扭亏无望且有形和无形资产价值较低的企业则要坚定不移地启动破产退出机制。在此过程中要完善就业和社保托底机制,确保“僵尸企业”退出“软着陆”。(www.xing528.com)
第三,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切断政府、银行与企业的“畸形脐带输血”机制,从源头上遏制“僵尸企业”的形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切断企业以非市场化的途径获取补贴和融资的通道。特别需要重视强化银行预算约束,解决不良贷款问题。“僵尸企业”之所以能长期“僵而不死”,银行的“输血”是重要原因。在某种程度上,银行已被“僵尸企业”“俘获”,针对这种情况,首先央行要强化商业银行的预算约束,完善信贷质量考核指标。其次,减少行政力量对商业银行贷款流向的干预,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商业银行的决策独立性,从源头上减少不良贷款产生的概率。针对已经形成的不良贷款,除了常规的清收、重组等措施外,应积极利用资产管理公司以及资产证券化等手段进行处理。同时,通过追加担保和转换债务强化还款来源降低风险,强化第二还款来源管理,对于暂时没有现金流量,无法压缩贷款本息的客户,各银行通过变更或追加抵质押担保、转换债务主体等方式降低贷款的整体风险。
长期而言,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是解决“僵尸企业”困境的关键。“僵尸企业”问题虽然涉及银行不良贷款、地方政府政绩诉求等利益关系,但最根本的是企业丧失了竞争优势,其背后是产品技术含量较低,产品供给结构难以满足消费需求升级的变化。因此,要建立防范“僵尸企业”死灰复燃的长效机制,最根本是要坚定不移地调整产业结构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传统产业方面,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关键技术的攻关,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附加值;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业中,则要加强共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的研发,注重培养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避免只“做大”而不“做强”。这其中的重点在于大力推进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的转变,政府对产业的扶持特别是补贴的扶持应坚持分散化的原则,由“选择性”向“竞争性”过渡。产业政策需要重点弥补制约产业升级的瓶颈,如软硬件基础设施、产业共性技术等领域,来达到促进产业升级的目的,并使整个产业中的所有企业受益,实现产业向更高质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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