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僵尸企业复苏机制

一般而言，“僵尸企业”的治理与处置的一种方式是走破产清算程序，不过由于我国体制的特殊性，“僵尸企业”大规模倒闭破产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失业等社会问题。实际上，不管是日本的经验（Fukuda and Nakamura，2011）、国内的经验^[4]以及学术研究（如聂辉华等，2016），“僵尸企业”复苏的现象或案例并不少见。我们对于“僵尸企业”治理的根本目的还在于通过适当的措施引导企业恢复自生活力，摆脱对政府补贴和银行“输血”的依赖，增强企业的自生能力从而复苏，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所在。此外，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提到了“去产能要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5]”，去产能主要通过减少“僵尸企业”冗余、低端生产能力达到企业瘦身、提高生产效率、恢复自生能力的目的。针对这一机制，本文从两个方面来衡量：一是以固定资产清理为标示的产能压缩，二是以精简雇员为标志的冗余生产能力结构调整，这是现实中我国企业在面临经营、财务危机时常用的做法之一。Fukuda和Nakamura（2011）的研究也论证了去产能的做法是日本“僵尸企业”复苏的典型途径。这两种措施的要点在于减少企业低效的产能，推进“僵尸企业”降本增效，从而实现复苏。基于此，本文提出“僵尸企业”治理机制的假说1：产能的压缩（包括固定资产清理和精简雇员）有利于“僵尸企业”的复苏。

与此同时，由于“僵尸企业”具有高杠杆和高成本的特征，因此从表象上看，“僵尸企业”需要通过去杠杆和降成本来恢复活力。然而，单纯地降低企业的杠杠和成本不一定能够让“僵尸企业”复苏，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僵尸化”的问题。与“僵尸企业”相比，许多新兴中小企业同样具有高杠杆和高成本的特点，但为什么只有“僵尸企业”出现“僵尸化”的问题，本文认为其中的本质差别在于企业自身生产率水平的差异。生产率过低而缺乏正常渠道退出市场是“僵尸企业”的根本成因（Caballero et al.，2008），因此，“僵尸企业”复苏的根本在于其生产率的提高。本文认为“僵尸企业”正是通过固定资产清理和精简雇员减少企业冗余和低端产能，进行内部结构调整，实现了生产率的提升，从而从根本上促进了“僵尸企业”复苏（即生产率是其中的中介渠道）。因此，在假说1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假说2：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僵尸企业”的复苏，而固定资产清理和精简雇员通过提高生产率这一中介渠道，有效促进了“僵尸企业”复苏。

对于提高生产率而言，研发投入也是重要途径之一（Aw et al，2011），通过研发投入可以提升产品竞争力，优化产品结构从而提高企业绩效。然而对于“僵尸企业”而言，研发投入的增加可能会给本来效益不佳的企业带来额外的成本负担。而且研发投入转化成创新成果需要一定的时间，能否产生有效的创新成果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使得“僵尸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可能成为其降本增效的负担，从而抑制“僵尸企业”的复苏。因此，本文提出假说3：在“僵尸企业”生产效率未改善的前提下，研发投入的增加不一定有利于“僵尸企业”的复苏，即对于“僵尸企业”而言，降本增效是首要任务，而不是简单地增加研发投入。(www.xing528.com)

以上的治理机制主要着眼于“僵尸企业”的内部因素，然而，“中国式僵尸企业”的治理不仅需要“僵尸企业”自身能力的提升，还有赖于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以及“有为政府”的作用。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政府和银行对于企业的不合理干预，降低政企不分、银企“合谋”的可能性，进一步地抑制“僵尸企业”的形成、促使其恢复活力。同时，“僵尸企业”的形成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都与政府的不合理补贴有关，如果政府采用更为分散化的补贴方式，则可以发挥补贴方式的竞争兼容效应，提高“僵尸企业”的生产率，从而更好地促进“僵尸企业”的复苏（Aghion et al.，2015）。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4：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利于“僵尸企业”复苏，政府实施更为分散化和公平化的“竞争性”补贴政策也有利于“僵尸企业”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