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中目标行业的决策因素

产业政策的实施为什么不能促进企业的研发投资，从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没有显著影响，一方面是由于传统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在支持“幼稚产业”产业的发展方面政府存在认知能力的限制（张维迎，2016），另一方面“挑选赢家”的模型在中国的实践过程中体现出强烈的直接干预市场、以政府选择代替市场机制和限制竞争的管制性特征和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江飞涛和李晓萍，2010），这种“干预型产业政策”强调保国有企业压民营，所有制的歧视未能消除，市场主体的不平等被固化（吴敬琏等，2016），从而导致严重的资源错配。接下来实证检验中国实施产业政策时挑选行业的决策因素。

本文选择行业内国有企业比重（SOE）、出口比重（EXP）、增长率（Growth）和TFP增长率（TFPG）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来检验产业政策在目标行业选择上的决策因素。其中，国有企业比重利用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占行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来表示，出口比重利用行业出口额占行业总产出的比重来表示，行业增长率利用行业当年不变价总产出相对上一年度不变价总产出的增长率来表示，行业TFP增长率利用行业当年相对于上一年的TFP增长率。被解释变量分别为五个政策变量的原始值，此处由于是检验政策实施的决策因素，故不需要用差分形式来表示。

从表8可以看出，行业增长率对产业政策变量均无显著影响，说明中国在实施产业政策时并没有挑选出高速增长的行业，这与典型事实是一致的。同时，行业的TFP增长率对产业政策变量也均无显著影响，说明中国在实施产业政策时并未挑选出效率高的行业。而国有企业比重对税收优惠和行业投资实际到位资金中国家预算资金占比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另外出口比重对补贴和税收优惠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中国在产业政策实施时遵循的是特惠模式（白重恩，2016）。中国产业政策的一大特征就是保护和扶持在位的中央企业或地方大型国有企业，制定有利于这些企业的准入条件，且严格限制新企业进入（江飞涛和李晓萍，2010）。在信贷配置方面的产业政策一直就对国有企业有倾向性，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越来越依靠银行信贷的手段替代直接补贴对国有企业进行救助（Cull and Xu，2003），而大量研究都指出国有企业在信贷获取的成本上要远低于民营企业（Dollar and Wei，2007，Hsieh and Klenow，2009）。中国的间接税税收优惠的主要受益者都是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尤其是国有独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受到了优惠政策的重点照顾（高培勇和毛捷，2013），而获得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企业国有股权的比重明显更高（吴联生，2009）。同时，国有企业整体上比民营企业获得更高的政府补贴（孔东明等，2013）。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具有明显的“出口导向”特征，中国的出口总额从1980年至2014年平均增长率约13%，其中，1998—2007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1.5%；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例从1980年的1.7%增长到2012年的11.2%（陈钊和熊瑞祥，2015）。对于出口企业，在增值税上享受出口退税的长期优惠，并且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2009年，中国政府先后7次调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白重恩等，2011）；为了鼓励扩大外贸出口，中国成立出口加工区，区内企业除了销售出口退税政策外，还能享受到地方政府提供的企业所得税与水、电、气等优惠政策（陈钊和熊瑞祥，2015）。补贴也是政府为了促进出口而广泛采用的一种产业政策，中国有企业补贴总额从2000年的315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825亿元，补贴企业占总企业的比例为12%，其中出口企业的补贴比例高达17%（施炳展等，2013）。(www.xing528.com)

表8　产业政策选择目标行业的决策因素

注：括号中的数值是稳健标准误，***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异于0，**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异于0，*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异于0。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