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研究：国内产业政策的探讨

中国的产业政策以各种形式广泛存在于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主要表现为对特定行业、特定企业或特定技术等的选择性扶植及干预，围绕这些领域，已有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深入分析产业政策实施的内在机理，为产业政策实施出谋划策；二是考察产业政策在促进增长和效率方面的作用，验证产业政策实施的效果。

已有文献从行业视角分析的较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林毅夫等（1999）认为“东亚奇迹”的产生是由于政府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了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建议中国也应该结合行业的比较优势制定产业政策。黄先海和谢璐（2005）研究了R&D补贴政策和出口补贴政策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影响，研究发现，R&D补贴政策优于出口补贴政策，并建议中国应加大对战略性贸易产业的R&D补贴力度。宋凌云和王贤彬（2013）通过整理中国省份五年规划的重点产业政策信息，实证检验了重点产业政策对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地方政府的重点产业政策总体上显著提高了地方产业的生产率。也有学者对产业政策的效果持相反观点，江小涓（1999）指出中国政府的干预型产业政策效果多不理想，许多行业高速发展的过程，伴随着不断突破、摆脱有关部门的干预的过程，如果政府的干预大部分得以实现，这些高速发展行业的发展将受到抑制。李平等（2010）系统地评价和探讨了重点产业规划发展中产业政策发挥的作用，发现直接干预市场的产业政策抑制了市场竞争，严重阻碍了钢铁、汽车、石化、船舶等重要行业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吴敬琏（2016）在中国经济与国际合作年会提出中国所执行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或“纵向定位的产业政策”是抑制竞争的，违反公平原则的。

从企业视角来看，已有文献主要针对不同的公司行为（融资效率、投资效率、生产率等）分析产业政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陈冬华等（2010）从上市公司股权融资、股权再融资和银行贷款三个角度考察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公司金融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政策在产业政策支持的公司融资行为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并提出，在转型国家的中国，产业政策是公司融资决策的重要因素。黎文靖和李耀淘（2014）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1—2011年财务数据为例，深入分析了宏观产业政策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及内部机制，发现总体上产业政策并没有显著提升企业投资，而从以产权性质分组情况看，产业政策能够增加民营企业的投资，但使得企业的投资效率下降，这一结果在国有企业中并未体现。陈钊和熊瑞祥（2015）利用 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结合倍差法研究发现，出口鼓励政策使得一个城市出口加工区受扶持行业内企业的出口额平均提高约11%，尤其对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效果尤为明显，并提出政府在制定鼓励出口的产业政策时应按照本地的比较优势来确定重点扶持的“主导产业”。薛瑞等（2016）以2001—2015年 A股上市公司为例，研究产业政策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下实施效果的差异，结果发现，产业政策总体上显著提高了公司融资效率，与国有企业相比，对民企融资效率的影响更加显著。任曙明和吕镯（2014）通过分析政府补贴与融资约束对中国装备制造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政府补贴完全抵消了融资约束对生产率的负面效应，政府补贴政策促进了装备制造企业生产率平稳持续增长，当然，也存在少部分企业，政府补贴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力较小，提出政府应该谨慎、有针对性地制定补贴政策。韩超等（2017）以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分析了不同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发现产业政策的效果还依赖于企业的规模大小。与行业层面类似，不同研究对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持不同观点。

关于产业政策对特定技术的扶植和鼓励创新方面，赵兰和周亚利（2014）以2009—2011年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投入、创新产出都要高于非战略性新兴产业，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率却低于非战略性新兴产业，并提醒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不要盲目相信战略新兴产业。余明桂等（2016）通过收集2001—2011年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专利数据，检验了中国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能显著提高产业政策扶植行业中企业发明专利数量，尤其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透过产业政策对技术促进的表象，深入其本质，利用2001—201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分析中国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其内部机理，发现受产业政策激励的公司，专利申请确实显著增加，但只是非发明专利显著增加，单纯追求“数量”而非“质量”，文中提出，只有发明专利申请的增加才能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以及推动技术进步和获取竞争优势的实质性创新才能促进企业发展。(www.xing528.com)

通过对文献的回顾，发现目前国内外对产业政策的效果评估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以下几点：一是已有研究集中于个别的产业领域，并没有将所有的产业都考虑进来；二是分析时考虑的产业政策变量较少，单一的产业政策变量的分析容易造成分析结果形成较大偏差；三是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导致研究结果不同；四是经济体所处的发展阶段的不同会导致产业政策效果，如经济发展的初期产业政策效果会比较明显，而中后期产业政策的效果的往往难以奏效。

本研究试图以中国的工业行业为研究对象，选择1998—2012年为研究时期，系统地分析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和之后时期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揭示其影响机制。之所以以选择性的产业政策为考察对象，一方面是因为在本研究选择的研究时期内中国的选择性产业政策运用是非常普遍的，而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存在很大争议，是支持了幼稚产业（Infant-Industry）的发展还是通过所谓的“挑选赢家”（Pick-Winners）反而造成了资源错配；另一方面是因为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数据相对容易获取，也是之前研究中所普遍采用的。当然，广义的产业政策或者宏观政策显然会对特定行业的增长和效率表现有重要影响，但是一般来说，这些政策设计的初衷并没有明确的产业指向，所以本研究忽略一些也会对不同行业产生不同影响的重要宏观政策，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干预、税率的长期变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