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附加值率的影响机制理论框架分析

参考Kee和Tang（2016）的模型设定，本文构建了一个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机制的理论框架。假设代表性企业的生产函数是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假定企业投入资本K、劳动力L和中间投入品M进行生产。

其中，ψ为全要素生产率，中间投入品包括国内（MD）和进口（MI）两部分：

则中间总投入的价格指数M

P为CES函数：

其中 PD 和 PI分别为国内和进口中间投入品的价格指数。由成本最小化可得成本函数：

其中 则边际成本为：

根据Kee和Tang（2016）中企业DVAR表达式，有：

化简可得：(www.xing528.com)

分别对边际成本c和进口中间品使用比求一阶偏导可得：

由式（8）和式（9）可以得到，边际成本和进口中间品使用比与企业DVAR呈负相关。当企业受到环境规制影响时，会增加投入用于污染治理，使总成本提高；同时由于企业研发和进口中间品需要支付一定预先成本（Manova and Yu，2016），当企业受到融资约束时，会挤占研发投入，并减少进口中间品，这表现为生产率和进口中间品使用比降低。如果生产率下降的效应更大，则企业DVAR下降；若进口中间品减少的效应更大，则企业DVAR上升。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1：给定其他条件不变时，环境规制会降低企业生产率和进口中间品使用比。当生产率下降的效应大于进口中间品使用比减少的效应时，企业DVAR下降；反之，企业DVAR则上升。

由于企业排污存在外部性，因此，在环境规制政策宽松时企业出于成本最小化考虑会选择一个较小的污染治理投入水平。当环境规制水平提高时，企业治污成本提高，如果这一成本大于企业融资能力，企业将被迫降低研发投入，减少进口中间品使用比。由此可见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大小会影响其受环境规制冲击的大小。国有企业在融资能力尤其是外部融资上具有非对称优势（Dollar and Wei，2007），容易得到更多政府补贴与银行信贷，因此其受环境规制的影响会相对较弱，DVAR变化可能不显著；非国有企业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较大，当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后，会倒逼其调整生产策略，提升DVAR，依靠增加的贸易利得削弱环境规制带来的不利影响。

命题2：国有企业在融资能力上相比非国有企业具有不对称优势，在受到环境规制冲击时，生产率与进口中间品使用比受到的影响较弱，DVAR变动可能不明显。

以上命题从微观层面分析了企业在受到环境规制影响后的生产行为调整。从宏观视角出发，行业和地区层面的特征变量可能对环境规制效应产生条件影响。行业比较优势会影响企业的研发效率，越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创新难度越低，研发效率越高（Ju et al.，2015）。因此当企业受到环境规制影响减少其研发投入时，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生产率受到的影响也越大。另一方面，当行业具有比较优势时，其上游企业竞争性更强（吕云龙和吕越，2017），可选择的本土中间品也更多，因此可以减少更多进口中间品使用比。市场化程度是影响当地企业绩效的重要调节变量（Chakraborty，2016），相关研究表明，较高的市场化水平可以增强创新溢出效应，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孙早等，2014；冯宗宪等，2011）。同时市场化水平会影响企业竞争强度，使其为下游企业提供价格更低、种类更多的中间投入品，当那些下游企业受环境规制影响时，可以用更多的本土中间品替代进口中间品进行生产。另外，生产率的负向调节效应也会使企业进一步降低进口中间品使用比，以获取更多贸易利得用来维持其经营。

命题3：环境规制对于企业DVAR的效应可能受到行业比较优势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条件影响。行业比较优势和地区市场化指数会对生产率和进口中间品使用比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当生产率效应较大时，DVAR下降；反之，则DVAR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