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类人力资本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从列（4.1）可以看出，一般人力资本的估计值为0.332 2，并且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表明一般人力资本的增加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结论与陈浩（2007）的结论类似，陈浩（2007）的研究表明一般人力资本的系数显著，并且对中国工业产出增加的作用最大，但是他使用省级面板数据，以产出为因变量。本文的研究证实了一般人力资本对中国工业的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提升效果，肯定了中国广大产业工人、农民工提升中国工业生产率的重要作用。一般人力资本是全部从业人员与研发人员的差额，其中还包含企业的管理人员，因此这有可能高估一般人力资本的数量。一般人力资本的估计值不仅显著为正，超过了老龄化对中国工业生产率提高的负面影响，而且从与列（4.2）和列（4.3）的结果比较看，一般人力资本的估计系数是最高的，大大超过了专业人力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对中国工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这个估计结果促使本文寻找更多的原因。这可能是因为：（1）一般人力资本的受教育程度虽然相对较低，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国家加大了对基础教育、中等教育的投入，不断改善师资和教学条件，在基本普及义务教育的同时，逐步扩大职业教育、普通高中教育、普通高等教育的受教育范围，中国整体的教育水平明显提高。一般人力资本整体上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接受新知识新技能的能力不断增强，从而使建立在长期生产实践基础上的生产创新成为可能。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都表明，教育水平的整体改善是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是未来主要的人口红利（蔡昉，2009）。（2）中国的产业工人、农民工具有世界上少有的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民族特质，而且他们一般处在社会阶层的最底层，迫切希望通过辛勤劳动改变现状提高生活水平。日本、德国的产业工人的吃苦耐劳精神是其在饱受战争之苦后出现“增长奇迹”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具有这样的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但是这些国家的产业工人不堪忍受在“血汗工厂”中长时间从事枯燥单调、技术简单的作业劳动。（3）中国劳动者改变恶劣的生存状态的渴望，还有代代相传的吃苦耐劳的独特品质无疑对中国制造业优势的保持甚至增强做出重要的贡献。

从列（4.2）可以看出，专业人力资本的估计值为0.169 1，并且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表明专业人力资本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工业的生产率。专业人力资本将经过系统教育与培训获得的理论知识用于实践中从事科技创新时，不仅能够提高自身的生产率，还能够提高劳动和物质资本的生产效率。与一般人力资本一样，在生产过程和价值创造中，专业人力资本通常表现出受雇用的特征，但是在价值创造中，专业人力资本比一般人力资本更有效率、更迅速地寻找价值创造所需要的新思想、新方法、新技能、新途径，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是产业技术创新的主体（陈剑，2006）。此外，专业人力资本也是吸引外来投资者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FDI）、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所以从理论上说，专业人力资本的估计系数应该高于一般人力资本。可是对照列（4.1）表明，专业人力资本的估计系数明显低于一般人力资本。因此假说一只是得到部分验证。陈浩（2007）指出导致这种情形出现的深刻原因：一是我国整体上以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为主，经济增长还没有转移到主要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的轨道上来；二是赶超战略下的资本优先发展决策。相对于集约型增长，粗放型增长方式片面追求速度和产值，忽视质量与效率，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的大规模投入来实现，具体到劳动要素，虽然专业人力资本在理论上比一般人力资本具有较高的生产率，但是专业人力资本的投资具有周期长、花费大、投资效果不确定等风险，因此在与一般人力资本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一般人力资本占绝对优势时，会利用所占资源建立起阻挡专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制度壁垒与非制度壁垒，使专业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偏低，导致专业人力资本的投资及作用“失灵”。我国的传统经济增长某种意义上也是实施赶超战略过程（林毅夫，2007）。赶超战略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资源分配和要素投资决策中以资本为主导，其他要素依附于资本，专业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相对较低，反映了“资本雇用劳动，特别是雇用专业人力资本”的情形。

从列（4.3）可以看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估计值为0.131 0，并且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企业家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具有主动型特征和创新性，创新性是其根本特征（陈剑，2006）。这种创新并不仅仅是产品创新，还包括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属于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其根本意义在于“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实行对生产函数的重新组合”。从程序上说，具有“征服的意志”“创造的欢乐、把事情办成的欢乐的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人力首先在不断变化的均衡与非均衡的状态中识别和把握机会，这种机会主要是获得垄断利润和创新利润的机会，然后凭借企业家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一流的人际沟通能力、资源配置能力，挖掘和发挥本地区、本行业所拥有的比较优势，引进本地区、本行业稀缺的资源，重新组合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各类生产要素，寻找最有效的生产方式，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从而获取收益。企业家人力资本凭借自身的远见卓识，能够减少决策失误，有效化解市场风险。从动态的角度看，企业家人力资本对一个企业、一个行业起到了较强的“示范”和“扩散”效应，产生了一个“企业家呼唤企业家”的正反馈机制。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推动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并能带动整个行业甚至整个社会的创新（张小蒂和姚瑶，2011）。企业家人力资本（精神）不仅是企业、行业的创新动力，而且是社会整体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驱动力，是把新知识转化为商业知识的主要源泉（Audretsch，2006），从而成为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因此从理论上说，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估计系数不仅显著为正，而且应该在三类人力资本的估计系数中最大。但是列（4.3）与列（4.1）、列（4.2）相比，企业家人力资本对中国工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却是最弱的。这个估计结果反映了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稀缺性导致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创新能力远未得到充分发挥。市场发育程度低特别是要素市场扭曲，比如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着对要素资源的分配权、定价权和管制权的控制、地方保护主义、企业与政府建立政治联系以获取低成本资金、财政补贴或稀缺生产要素等极大地削弱了市场机制对要素资源的配置能力和效率，从而不利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也显著抑制了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创新动力（戴魁早和刘友金，2016）。(www.xing528.com)

观察列（4.4）的结果，一般人力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而专业人力资本的估计系数为负，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似乎表明专业人力资本的增加不显著地降低了中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这是因为三类人力资本存在一定程度的共线性。但它们是本文重点考察的核心解释变量，因此还是将它们同时引入了计量模型。从后文的内生性检验结果中，三类人力资本才同时显著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