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日本开始陶瓷外销，但是那个时候的日本陶瓷在国际上反响不佳，质量、美观程度远低于中国，但是日本人并未放弃这一市场，即使在闭国自封的1641年到1867年，德川幕府也允许其陶瓷品在中国、荷兰、长崎销售。到了19世纪70年代，明治新政府开始意识到继续这样下去经济得不到发展，外销瓷的商机在这个时候进入了当局的视野，很快日本政府就明确提出了通过陶瓷贸易打开振兴之路的构想，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备，通过一些补贴、表彰、地方保护、无形文化保护公约等政策鼓励相关企业及从业人员不断在陶瓷之路上前进，同时不断引进西方国家工业革命成果运用到陶瓷技术生产上。
在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日本瓷迅速成熟，需要的仅仅只是一个证明自己的契机，而此时中国瓷业的衰落为日本瓷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1873年，日本政府抓住奥地利维也纳万国博览会这个机会，明确提出了贸易振兴的构想，1872年6月，日本成立了博览会组委会，精挑细选了当时具有各种技能的24名研修生，并且由政府出资收购适合参展的作品千里迢迢地送到了维也纳，虽然这一次的参展效果有限，但是也为日本陶瓷“走出去”奠定了基础。1876年美国费城博览会，日本政府更加重视，首先委派各省选送顶尖厂商参展，给予资金支持，其次是由参加过上一届博览会的官员为参展商设计参展提供精选产品。为了使更多日本产品走向国际，政府也鼓励私人参与，由政府支付所有的往返运输费用。当时参展的价值超过25万美元，而日本政府交通运输费用就达到了30万美元。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日本瓷器的这次参展非常成功。有西方媒体这样评论：“日本的参展品值得一提，不仅种类繁多齐全，而且所有物品品质高、价格适中。日本工匠的参展，带来了精湛工艺的展示。日本此次展示的瓷器，如茶壶、咖啡用具、瓶、盘、火盆、水罐等，被誉为陶瓷业的最好、最完整的一次展示……日本带来的产品是此次展会的最亮点。”[1]
“岩仓使节团”在游历博览会时发现，展览场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即使是大而强的国家，对于来自小国极富竞争力的科技发明，也必须给予尊敬，因此意识到“大国不足畏，小国不可欺”，并制定了“贸易立国”和“产业立国”紧密结合的政策。这一政策贯穿始终，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这次博览会，日本看到了与日本文化完全不同的西方文明带来的新思想、新技术，明治初期的日本确立了“小而强的国家”的定位，开始了从城市空间改造到科学技术创新等各个层面的变革。日本政府极有远见地跨出国门的这一步，意义和效果都是深远的。
1884—1990年日本外销瓷
另外，日本地方政府还特别注重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昭和二十三年（1948年），日本政府公布了《文化财保护法》，不仅针对有形的文化财（文化遗产），同时提出要保护无形文化财，包括传统手工技艺、制作过程及期间反映的文化观念、历史传承、价值认同、口传身授的民间习俗等无形文化的整体呈现。在昭和二十七年（1952年）至二十八年（1953年）间，日本认定的无形文化财有47件，其中9件和陶艺相关，例如荒川丰藏的志野制作工艺、濑户制作工艺、加藤唐九郎的织部制作工艺、金重陶阳的备前制作工艺、石黑宗磨的天目釉制作工艺等。[2]为了配合相关立法的实施并普及，政府还定期举办无形文化财日本传统工艺展，对发展日本陶艺有卓越贡献的陶艺家还被授予文化勋章。(www.xing528.com)
20世纪90年代初，房地产产业和金融业的崩盘使得日本陷入经济危机。受到大环境的影响，日本陶瓷业也走入低谷，企业经济效益入不敷出，倒闭的陶瓷企业越来越多。面对这种情况，十几年来，日本政府对于这些企业实行中央银行再贴现率降了又降，最低时0.1%，同时出台了10多项财政刺激政策。虽然未能彻底扭转态势，但是对保护民族企业的努力确实值得肯定。
除了经济上的支持，日本政府和企业的合作非常密切。早在幕府时期，藩政府就对其下藩窑严格管理，精细分工，明确每个人的责任，提高质量，降低残次率，并且提供米、黄金补贴，赋予陶工较高的社会地位，使得日本国内窑口越来越多。
从17世纪日本外销瓷贸易开始，日本政府就意识到了与外界交流的重要性，因而一直给予企业资金、顾问方面的支持，诱导企业走出去，充分提高了日本陶瓷在国际上的声望，也为后来引进新思想、新技术奠定了基础。在保护国家非物质遗产和人才鼓励机制上，日本政府更是不遗余力。这些做法在规范了行业管理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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