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瓷器可能由于产量低，供应量非常不稳定。据记录，在1789年，日方告知荷方“要首先保证天皇的供应，以弥补由去年大火造成的损毁”，“并在未来数年之内给天皇供应结束前荷方不要抱有任何希望”[60]。这也导致日本的瓷器交货期总是无法准时，甚至会出现货物短缺的情况。1715年10月16日的交货记录显示：“每捆短缺的问题（因为这些瓷器运到出岛已经很迟了，无法全部仔细检查）使我们年复一年地越来越感到日本人的诚信严重下降，故不能被信任。”[61]
而中国基本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每窑产量很大，如镇窑一次可装烧8吨—15吨日用瓷[62]，烧成时间较短且稳定，烧成周期快。乾隆时镇窑“以三日为率，至第四日清晨开窑”[63]，嘉庆时也“多以三日为度”[64]。
在上述这些问题中，核心是“价高”，即日本瓷器比中国瓷器贵。技艺和稳定性都是可以通过降低价格来弥补的，毕竟当时能生产瓷器的国家屈指可数，但是日本陶瓷宁可退出国际市场也不肯降价，说明有以下几种可能。第一，日本国内可以消化这些商品，从日本出土的清朝中国陶瓷来看，当时应该绝大多数日本人选择了本土产品，不再如前朝大批量使用中国陶瓷了。第二，日本陶瓷的生产成本高于中国，这也是有实证的：首先，从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陶瓷的色料主要依赖中国进口，据日本文献记载，“钴料价格一年间大概能达到七千到八千两金币”，但不得不作为“国产品的资本”上升为政府战略储备高度，“尽量多买些存起来，应该会成为国家巨大的利益”。他们甚至由于担心“万一在这三年中变得买不起的话，那就毫无办法了”，因此“我们藩在财政富裕时也应该在官厅全部买下，以防万一”[65]。不仅如此，锅岛藩窑还与民争料，因为“锅岛藩需要向幕府将军做必要的进贡，要求每年千斤，要被永久保证”[66]。其次，政策使得日本窑工没有及时学习到中国新的制瓷技术，日本德川幕府于1668年颁布了“俭约令”，禁止进口外国瓷器或陶器，甚至于茶壶、杯、盘一类的东西[67]，这使得中国外销日本的瓷器受到影响。如在1671年从中国沿海地区赴长崎的船被长崎总督勒令离开，不得卸载货物，包括瓷器。又如1683年8月12日，长崎长官“禁止任何中国瓷器被卸载和销售，命令中国人带这些瓷器离开日本”[68]。日本通过禁止瓷器进口来逃避竞争，使得肥前瓷器丧失了交流的机会，影响了装烧、烧成、窑炉结构等制瓷技术的提高，成本始终居高不下。
1840年鸦片战争和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导致中国陶瓷业陷入长年低迷状态，而1858年日本打开国门后，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对美国开放神奈川（横滨）、箱馆（函馆）、新潟、兵库（神户）、长崎五港，由此，日本对外贸易快速发展起来，日本陶瓷生产逐步实现近代化、西洋化，在中国国内动乱、陶瓷生产力下降时赶超中国陶瓷，大量出口欧美，并在欧美市场获得成功。
1871年，日本大藏卿伊达宗城与直隶总督李鸿章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873年，两国缔结通商条约，清国成为第17个与日本通商的国家。为促进中日贸易，日本对清国商人开放横滨、神户两港，由于陶瓷属易碎品，且两国地理位置相近，日本向清国输送陶瓷的运费仅为欧美的四分之一[69]，日本遂开始对清国出口陶瓷，两国陶瓷贸易发展得很快。从这一阶段日本陶瓷出口额来看，1881年起，受日本国内松方通货紧缩的影响，日本对欧美的陶瓷出口额急剧下降。与此相反，1882年，日本对清国陶瓷年出口额达76000日元以上，约占全年陶瓷总出口额的13%，并呈逐年增长态势。1887年，清国赶超欧美，以年出口额385000日元成为日本陶瓷第一出口对象国。甲午战争期间，两国陶瓷贸易陷入暂时低迷，战后才逐渐恢复。1892年以后，日本陶瓷对清国的总出口额仅次于对美国，长期稳定位居第二位。[70]从清国方面的陶瓷进口额来看，1902年，日本陶瓷进口额占清国陶瓷总进口额的47%，欧美陶瓷的进口额占比25%，再加上经由香港进口的日本陶瓷，清国进口的全部陶瓷器中有六成以上为日本制造。[71](www.xing528.com)
1779—1912年日本陶瓷出口额
（资料来源：关涛、王玉新著《日本陶瓷史》，辽宁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在打开欧美市场之后，日本陶瓷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的原因居然和上一阶段中国陶瓷外销战胜日本的原因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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