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走私贸易在明朝的兴起和发展

在“土木之变”前，明朝走私贸易虽一直存在，但海禁较为严格，所以多数交易还是地下进行。而后伴随着朝贡贸易的衰落，民间贸易日益兴盛，尤其是正德三年（1508年）朝廷在广州实行贸易抽成政策，准许一般外国商船入口贸易，虽然不包括日本，但是在巨额的利润下，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洪朝选《瓶台谭侯平寇碑》记载：“嘉靖甲辰忽有漳通西洋番舶，为风漂至彼岛，回易得利，归告其党，转相传走，于是漳泉始通寇。”这样，在高额利润的吸引下，“异时贩西洋，类恶少无赖，不事先业；今虽富家子及良民，靡不奔走。异时惟漳沿海居民习奸阑出物，虽往，仅什二二得返，犹几幸少利；今虽山居谷汲，闻风争至，田亩之夫，缀耒不耕，赍贷子母钱往市者，握筹而算，可坐富也”，不少海商则更为狡猾，“往往托引东番，输货日本”。这些明确记载销往日本的走私中，很少见到对货品的明确记载，但是在一些关于陶瓷走私的记录中，可以看到当时瓷器也是走俏货，如成化十四年（1478年），江西饶州府浮梁县人方敏“明知有例：军民人等不许私出外洋，般接番货。不合故违，商同弟方祥、方洪，各不合依听，共凑银六百两，买得青白花碗、碟、盆、盏、灯项瓷器共二千八百个，用船装至广城河下。遇有熟识广东揭阳县民陈祜、陈荣，海阳县民吴孟各带青白苧麻等布，亦在本处货卖。敏等访得南海外洋，有私番船一只出没，为因上司严禁，无人换货。各不合与陈祜、陈荣、吴孟谋允，雇广东东莞县民梁大英，亦不合依听，将自造违式双桅槽船一只，装载前项瓷器并布货，于本年五月二十二日，开船越过缘边官富等处巡检司，运出外洋，到于金门地方，遇见私番船一只在彼。敏等将本船瓷器并布货兑换得胡椒二百一十二包、黄腊一包、乌木六条、沉香一扁箱、锡二十块过船。番船随即挂篷出外洋，不知去向”。^[13]我们无法证明这条记录中的货物是销往何处，但是可大胆推测，成化十四年，彼时外商还未到中国，而朝贡贸易中明朝和大部分国家相处尚属通畅，除了日本，彼时日本国内对于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的需求是迫切的，按照商人逐利的本性，这船货物销往日本的可能性较大。

嘉靖以后，民间陶瓷贸易占据了主要地位，民窑的瓷器越来越多销往国外。此时由于倭寇猖狂，明政府一再加强海禁，甚至“寸板不许下海”，但是此时青花瓷已经在日本有了巨大的需求，虽然禁令频下，大量的青花瓷通过海上走私的方式销往日本。据姚士麟的《见只编》所记，嘉靖年间的兰溪商人童华，曾受“胡制府令与汪、叶贸易，藉缓其兵”。据他回忆，“大抵日本所需，皆产自中国……如饶之瓷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海商至彼，则必以货投岛主……其货悉岛主议之，低昂既定，然后发市，信价更不易也。”在16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东南沿海的倭乱平息后，中日间的走私贸易从中国东南沿海往台湾和澎湖转移，隆庆新政后，私人海上贸易迅速发展到顶峰，逐渐形成集团，但16世纪最后的30余年，中日间的直接走私贸易并不发达，中日贸易几乎由葡萄牙独占，随后是荷兰，但是这些外商的加入也壮大了中国海商集团的走私力度。一方面，福建当局需要荷兰人和郑芝龙的帮助来维持沿岸地区的安定；另一方面，海外贸易对官员本身和当地经济都大有好处，基本上只要对朝廷交代得过去，没有反对的理由即可。只要福建官员拿到足够多的好处，就默许与荷兰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希望能和中国发展稳定的贸易关系，也需要像郑芝龙这样的人作为中间人，和中国当局沟通与提供中国的货品。作为中荷贸易的中间人，郑芝龙得以赚取大量利润。另在荷兰的帮助下，数年后，郑芝龙剿灭其他海盗，称霸中国东南沿海。(www.xing528.com)

到崇祯元年（1628年）时，“船民千矣”，其部众已达数万人，而到了南明时期，郑芝龙的船队最多时有三千余艘船。日本学者岩生成一在《近世日支贸易数量的考察》中提到“1611年到1646年约有1100艘唐船赴日”，也充分佐证了其海商集团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