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推进海外贸易开放，助力经济发展

宋、元两朝的对外贸易开放对外销瓷窑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从汉代至唐代，中原政权的对外开拓主要是向西域、漠北和云贵高原发展，海洋方向的开拓成就有限。海外贸易主要是奢侈品贸易，即以中国的丝织品和贵金属交换国外特产，贸易规模有限。前来中国贸易的番商，数量远多于前往海外的中国商人。往来中国的贸易船多数是番舶，尤以扶南舶、波斯舶为主。但到两宋时期，由于陆路西向发展受阻，中国的对外开拓方向为之一变，海洋事业逐渐发展。

造成宋元两朝海外贸易开放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有两点。①财政需要：黄仁宇先生曾指出，宋元的财政结构是相对超前的，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源，也形成了大笔直接的军政开销，故两朝统治者均看好海外贸易的收入，将其作为“军国之所资”予以高度重视，推动海外贸易的发展势在必行。②文化传统：蒙古族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对贸易的依存度是非常高的（对中亚花剌子模帝国的征服就因贸易纠纷而起）。在蒙古国时期，他们因为现实的需要和地理位置的优越，与中亚、阿拉伯、欧洲商人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商人在汗廷中有相当高的地位。征服宋朝后，这一草原时代形成的重商习俗并未改变，因此元朝在推动海外贸易的发展上更具积极性。另外，简单的民族血统区别几乎不能解答宋、元时期开放海外贸易的延续性，现实的需要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传统（元代重商）才是问题的关键。

宋元两朝虽然也力图管制和主导海外贸易，但寓管制于开放。对外贸易的基本国策是促进外销瓷窑发展的一个契机。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设置市舶司后，令“招来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阀者，如瓷器、茗、醴之属，皆所愿得”。特别是嘉定十二年（1219年），政府为避免铜铁外流，下令“命有司止以绢布、锦绮、瓷器之属博易，听其来之多少”。政府对外开放优惠措施的实行与瓷器外贸的新经济政策，刺激了外销瓷窑的阶段性跳跃发展。朝廷和民间的合力，国内商品经济和航海知识的发展，造就了国人的重商和海洋意识以及海外进取精神，也使国人主导了印度洋以东的国际贸易和航运，堪与西方重商主义兴盛的16世纪前期相比。繁荣的海外贸易和移民也增进了与海外诸国的关系。民间海外贸易飞速发展，海外贸易品种众多，如丝织品有绸、缎、绫、罗、绢、纱、绉、纺等品种；而最大宗的商品瓷器则有青瓷、白瓷、青花瓷等系列的10多种商品，销往海外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政府也因民间商贸繁荣而广辟财源，中国瓷器成为东亚、西洋贸易的主要商品，从而促使外销瓷窑的发展更进一步。

政策支持、交通便利、供货充足，在这样的背景下宋元时期中日陶瓷贸易发展非常迅速。历史上北宋年间有记载的中国商人赴日贸易就有70余次；平安时代后期成书的《朝野群载》卷二十“异国大宋国客商事”条中，记载着1105年中国商人李允赴日贸易的货物量为70匹丝织物、300床瓷碗、碟（约6000件）；在元代“新安沉船”上发现了两万多件青瓷和白瓷等。

1978年以前日本出土的能确定年代的中国陶瓷有70%，而这其中有75%是宋元时期陶瓷，遗址数量有500多处，瓷器类型涵盖了宋元两朝绝大多数品种，例如定窑白瓷、钧窑钧釉瓷、耀州窑青瓷、磁州窑白釉黑彩瓷、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元青花、建窑黑瓷（天目瓷）、德化窑白瓷等，类型主要为日用瓷。其中九州博多市的两处遗址当时中国和日本陶瓷的出土比例约为3∶7。如此多的陶瓷数量可以充分说明在宋元时期陶瓷已经飞入日本的“寻常百姓家”，不再是某一阶层的专属品。

瓷器在日本的平民化，极大地冲击了的当地的制瓷业，镰仓时代许多工匠通过各种方式学习中国制瓷工艺，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被誉为日本“陶祖”的加藤四郎。据载，加藤四郎于1223年3月自博多湾出发，经值嘉岛在中国的明州（宁波）登陆，之后再入福建，刻苦学习黑釉陶器的制作技术，1228年学成后返日，开创了濑户烧，由此日本陶瓷进入新纪元。

【注释】

[1]廖大珂《福建海外贸易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4，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491页。

[3]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4《四夷考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53页。

[4]梅应发《开庆四明续志》卷8《竭免抽博樱金》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5]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47—251页。(www.xing528.com)

[6]《元史·食货志卷》卷94，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

[7]《广州西村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87年版。

[8]《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9]《广东惠州北宋窑址清理演示文稿》，《文物》1977年第8期。

[10]《广东唐宋窑址出土陶瓷》，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85年版。

[11]《湛江市博物馆雷州窑瓷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

[12]陈万里《闽南古代窑址调查小记》，《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9期。

[13]波西尔《中国美术》下卷，戴岳译，蔡元培校订，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36—37页。

[14]陈鹏《福建青瓷考察》，《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1期。

[15]朱彧《萍洲可谈》卷二。

[16]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