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陶瓷贸易概况分析

宋代的瓷器手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可以说出现了瓷器的兴盛时代。在陶瓷业发展的基础上，并在当时陆路阻塞、国家极力提倡、鼓励以及造船术的精进，指南针发明的条件下，宋代陶瓷的对外贸易，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为了加强海外贸易管理，宋朝仿效唐朝，建立市舶制度。市舶司又称提举市舶司，官员有市舶使、市舶判官等，其主要职责包括：收购海外货物，用以禁榷（宋朝规定某些货物只可由官方专卖，这种贸易称为“禁榷”贸易）或上缴中央；接待各国贡使；招徕、管理和监督外商；管理本国商船及办理海外贸易征税等，在通商范围和贸易数量上，都有所扩大和增长。南宋偏安江南之后，财政“一切倚办海舶”，国家倡导，更加不遗余力，海外贸易因之尤为鼎盛，外贸港口陆续增加。据《弘治上海志》载，南宋末年还在上海镇（今上海市）设市舶司和榷货场。这些市舶司都位于良好的海港，广州和泉州便于与海南诸国贸易；杭州、明州和板桥镇，则便于与高丽和日本通商。此外，据宋人志书记载，通（今江苏南通）、楚（今淮安）、海（今连云港）、越（今浙江绍兴）、台（今临海）、福、漳、潮、雷（今广东雷州市）、琼（今海南海口）这10来个城市，也有外贸活动的存在。这样，北起淮南、东海，中经杭州湾和福建福漳泉金三角，南到广州湾和琼州海峡的南宋海岸线上，与外洋通航的外贸港口至少有20多个。这样一种景象不仅唐代未曾见过，就是明清也未能再现。

宋代陶瓷的对外贸易，已是一项可图厚利的买卖，商人不惜以陶货囤积居奇。很多北宋商人到海外诸国进行贸易。《萍洲可谈》曾说：“富者乘时蓄增帛、陶货，加其直，与求债者计息，何膏倍花。”又说：“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15]

及至南宋，与海外贸易俱来的是钱币的严重外流，国内形成紧张的钱荒。《宋史·食货志》曾载：“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巨僚言，以金钱博买，泄之远爽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布、锦绮、瓷器之物博易，听其来之多少，若不至，则任之，不必以为重也。”意思是，南宋朝廷为了防止钱币流出海外，规定凡外货，不用金银铜钱，而以绢帛、瓷器为代价。这个措施的实行，使得南宋的陶瓷器更大量地输出和运销到海外各国去。

除了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海外市场的需求，另外一项重要的原因就是宋元时期造船技术的进步。V字形船身、水密隔舱与三桅设计等都是当时独步全球的造船技术，再加上指南针、星宿、海图、高超的驭帆技术，皆为此时船舶能够驰骋海上的重要原因，而这些也是宋元时期中日贸易蓬勃发展的前提。(www.xing528.com)

其他国家保存的有关文献资料，对于研究宋代陶瓷对外贸易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日本保存的平安时代的《成算法师记》《日本考略》《扶桑略记》《元亨积书》《日本记略》《百炼抄》《小右记》《左经记》《朝野群载》《参天五台山记》《国玲宝记》《为房卿记》《中右记》《师守记》《帝王编年记》《弘赞法师传》《本朝续文萃》《千光祖师年谱》《玉叶》诸书，搜集了这一时期中国商人去日本经商的记事，自中国明州、台州诸港出发到日本但马、越前、太宰府等地经商的材料。诸书所记，中国商人的名字一再出现，如《元亨积书》记中国台州商人周文德于正历元年（宋淳化元年，990年）去日本，长和四年（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再度去日本，另有《扶桑略记》《百炼抄》同记此事，可见此事在当时引人注目。一再去日本的中国商人还有李充、朱仁聪、周文裔、曾令文、孙忠等人。除了台州、明州商客，还有福州、广州、婺州的商客。婺州不是港口，但盛产瓷器，他们去日本贩运商货，其中有瓷器是可想而知的。^[16]中日的贸易路线是大致不变的，从日本的博多跨越东海到中国的宁波。日本船只从博多出发，或经过长崎县的平户、五岛列岛，到日本最西边，乘风直行中国；或通过韩国的济州岛一带，经几天的航行到达舟山群岛再入宁波。从宋代初期到明代中期的五百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一直是中日之间的主要交通路线。

元代统一中国以后，幅员辽阔，陆海畅达，盛况空前，海运成为国家要政，海外贸易又有长足的发展。这时，陶瓷运销的范围也有所扩大。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年），汪大渊附舶远游海外，归来撰成《岛夷志略》，其中“琉球”条目对元代陶瓷运销日本有如下记载：“贸易之货用粗碗、处州瓷器之属。”元代末期，中国发生内乱，14世纪中叶的浙江周边海域是很危险的。因为浙江十分富庶，是各方势力的必争之地，海上商路非常危险。所以，中日贸易采用了不经过浙江的路线，而是从福建出发，经过台湾、冲绳、南九州，到熊本的高濑，但这条路线只是在14世纪后半叶暂时使用，宁波—博多（福冈）路线仍然是主要的路线。

宋、元两代，我国陶瓷器的外销品种多、数量大，在唐代的基础上，陶瓷的对外贸易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可以说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我国的陶瓷器能够大量出口，背后也是有深层次的原因的。首先，北宋王朝营造了一个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促使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也相应发展起来。这时，陶瓷的生产，无论在经济规模上或生产技术上，都远比唐代进步，名窑辈出，其中如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为宋代五大名窑。宋、元时期为了适应陶瓷出口的需要，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许多烧造外销陶瓷的窑场和作坊，如江西、福建很多窑场烧造的青白瓷和青花瓷，可以说完全是为了适应国外的特殊需要。所以，宋元时期陶瓷窑场的大量出现，陶瓷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为我国陶瓷的外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君王非常重视且鼓励海外贸易。在宋代，海外交通贸易往来的港口有广州、泉州、明州和杭州等。宋王朝首先设立了市舶司机构专门管理对外贸易，开宝四年（971年）先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之后在明州、杭州、泉州也先后设立，对外贸易的港口逐渐增多。外国商人来上述这些港口进行贸易，运进来的是香料、药物，而贩运出去的是我国的陶瓷器和丝织品等。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陶瓷器的出口也就异常活跃起来，因而出现了陶瓷器出口的盛况。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国生产的陶瓷器做工精良，价廉物美，而当时其他诸国尚不能生产出成熟陶瓷器皿，因此我国的陶瓷器在海外十分畅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