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学的劳动概念是马克思劳动批判理论的对象。斯密和萨伊在各自的理论体系中都表达了共同的理论立场,即劳动是一国国民财富的源泉,这也构成了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关于财富来源问题的批判。斯密的劳动概念,究其本质来说,就是个体劳动者以自然物为对象、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活动。作为生产活动的结果可被视为财富或资本积聚起来,个体生存需要成为这种劳动活动的终点,这一观点也为斯密后来论证私有财产的合法性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什么是资本呢?斯密指出它是“资财”的一部分,即个体劳动所得的资财应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被投入生产环节以获取利润,另一部分则属于劳动者自身消费的部分。个体资本是指前一部分,国家资本就是“总资财”中用于生产的那部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什么呢?斯密认为,“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当然就有一些人,为了从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或劳动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上得到一种利润,便把资本投在劳动人民身上,以原材料与生活资料供给他们,叫他们劳作。”[51]个体劳动的积聚就成为资本,个体劳动所得越多,则资本或国家资本也会随之增加,二者具有同一性。基于这种统一性最终能够达到“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的理想状态,即“国富民裕”的共富目标。
斯密观点的庸俗化表达在萨伊那里得以完成。萨伊将劳动定义为,“所谓劳动,实际上只不过是人类役使自然力而已。”[52]所谓自然力不过是自然资源或条件的同义反复而已,显然萨伊看到了自然界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资本概念在萨伊理论体系中得到了更为宽泛的界定,他把劳动工具、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以及生产的原材料统一称为“生产资本”,但“生产资本”的这三个部分都以“物”的形态呈现出来,这就意味着其自身不能创造出新的财富,因此进一步强调三者之间的“协作”。劳动与资本在目的(财富创造)与形式(“物”的形态)等方面获得了统一性。萨伊还指出劳动力的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可以互相出借,从而在劳动力、资本、自然力三要素之间也可以相互出借。相应地,可以获得工资、利息和地租等收入形式,财富就是在这“三方协同”的共同生产过程中被创造出来。这本质地反映出劳动与资本、劳动力和资本家服务于共同的目标——一国财富的增长、个体劳动创造财富的持续性,以及人们的节俭再加“三方协同”的积累,都为资本积累的无限性提供可能。“可以说由积聚资本所产生的人类能力,是绝对不可限量的能力,因为,通过时间、劳动和节俭的助力,人所能积累的资本是没有限度的。”[53]劳动创造财富的无限能力与资本积累的无限性再一次获得了统一,更加证明了萨伊关于劳动与资本统一性的基本观点。(www.xing528.com)
国民经济学的劳动概念与斯密理论的相同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肯定劳动是财富源泉基础上主张劳动与资本具有统一性,即个体劳动者与资本所有方都是财富创造的主体,都为财富的产生贡献了各自的力量。不管是斯密的“个体积聚”,还是萨伊的“三方协同”都共同体现了这一理论特点。(2)社会发展的理论目标是“社会各阶级的普遍富裕”,即“共富”。这种关于市民社会发展目标的理论描述,是建立在劳资统一,或者说,劳动创造并积累财富的同时,社会资本也会随之相应增加的理论设定基础上。但问题在于市民社会的现实发展却与这一理论目标相反,无论个体劳动者如何勤勉与节俭,也不论他们创造出多少财富,其自身却始终处于绝对贫困的境地,经济正义问题在此已成为现实危机。萨伊也看到了这一现实状况并就此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贫富的大不均,有碍那些必须看作是最适宜消费的选择。”[54]这就等于承认现实的贫富差距不仅没有实现共同富裕,而且就连基本的生存条件也难以维系,劳动者的现实生存极其糟糕,经济正义所表达的价值诉求在这里成为需要完成的任务。(3)劳动活动展开的起点与终点都以私有制为前提,且国民经济学家都认为这是不证自明的自然前提。斯密的“利己心”自不必多言,萨伊在论述“财产所有权”时也明确肯定:“有些真理是完全自明的,不需要什么证明,下面就是这种真理之一。安稳地享有自己的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果实,乃是诱使人们把这些生产要素投于生产用途的最有利动机,谁会否认这个道理呢?”[55]上述三点大体构成国民经济学劳动概念的主要内容。马克思要做的就是对这种理论路向及其内容意义做出理论分析与批判,从而既能够澄清国民经济学理论目标与现实危机之间的“二律背反”,还能够在更基本的问题上完成理论批判与重建,比如劳动批判理论的研究对象与理论前提,以及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目标的理论论证与现实发展路径的科学阐述等,也正是这些论述构成了马克思劳动批判理论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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