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理论在中国话语中的现实意义

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取得的巨大成就，在部分人看来是“西方话语”及其理论指导下的产物。这就向我们提出了双重任务：既要完成基于实践发展的“中国话语”的理论总结，又要在区别于“西方话语”基础上，体现“中国话语”的理论特色并指导现实发展的继续前行。

“高度资本化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这一观点，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传统认识已有了重大区别。就一般而言，私有制自剩余产品时代就已开始。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起点放在资本原则的产生及普遍化这里，“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47]这充分说明资本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在资本成为社会普遍的经济权力并以市场经济的方式展开的界限内，自由市场便成了资本运动的“主城区”。资本在平等、开放、竞争、自由的口号下毫无顾忌地行利润追逐之实，至于劳资对立、贫富分化、环境恶化等社会危机都可归于自由竞争的正常产物。当这种自由市场理论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危机时，经济学家们，诸如早期的斯密认为是市场“失灵”的结果。当代凯恩斯主义在“失灵”论调的基础上，主张政府有限干预来拯救处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无论早期的自由主义，还是当代新自由主义，都认为在市场“失灵”的地方要发挥政府的干预作用，区别就在于前者是被动，而后者趋于主动，这是“西方话语”的普遍精神，其目的都始终如一，即拯救资本主义、维护私有制、维持资本与市场的统一性。马克思的主张则不同，他指出要消灭雇佣劳动制与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当前中国的发展，如何在上述两种理论基础上总结出“中国话语”，既能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又能避免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误区，凸显出当代发展的“中国特色”，是我们的理论任务。

第一，就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来看，要避免西方经济学的“劳资对立”，这是解决经济正义问题的根本所在。国民经济学以资本的“物”之形态表达了劳资统一，而马克思则在劳资对立的基础上，重建劳动与资本各自的时代内容，指出资本的自我运动获得了对劳动力的支配权，继而使劳动成为雇佣劳动，根源在于资本的私有制前提——以“利己心”为基点确立起来的，以至于在现代西方达到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普遍状态。马克思将其称为“国民经济学最喜爱的状态”“天堂般的原始状态”或“虚构的原始状态。”^[48]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再次回到对劳动产品的所有制形式的探讨中，用原始共有制来证明诸如“利己心”的独断与错误。可见，“西方话语”以自由市场的名义，无限放大资本获取利润的需要，劳动者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则完全被忽视或抛弃，劳资对立、贫富分化、社会对抗等现实危机接壤而至，这对于“中国话语”而言意味着：

首先，要消除“资本”的历史前提，即私有制。这是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指向。唯有在消除这一前提的基础上，劳动才不会转变为雇佣劳动。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已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国有资本的主体地位，基本消除了资本的私有制前提，劳资双方也不再像西方那样处于对立状态，都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这与经典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相一致。但也要注意到，当前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存在非公有制经济及私有财产，这就需要探索适合中国当前基本经济制度的资本约束和利用机制，从而达到既能推动经济发展，又要降低资本无限逐利的目的。习近平也曾就此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许多规律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废除了剥削，另一方面又普遍存在私人利益，这种矛盾必然要对经济运行的趋势产生深刻影响，并形成一种特殊的经济运行规律，这些都有待我们进一步发现和认识”^[49]。

其次，就资本与市场的关系看，要明确资本欲望的无限性与市场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资本对利润追逐的无限性是其本质所在，资本一旦停止这种无限性退出流通领域，则不再是资本。但作为资本运动“主城区”的自由市场具有有限性，市场主体自身的自然需要也具有有限性，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一个活的个体需要的生活资料是有限的，作为“自然力”的生产资料，诸如矿产、土地等也具有有限性。但资本要在有限的市场容量内实现无限的利润追求，这就构成了“二律背反”。当资本以自由市场与自由竞争的名义行无限利润追求之实时，不仅破坏市场规则，也是对市场有限性的考验，及使经济正义问题的程度得以扩大。这不仅是“西方话语”所反对的，更是“中国话语”所反对的。“中国话语”要在市场的有限性这一点上体现“中国特色”，既要认识到资本利润的边界，也要看到市场容量的有限性。

第二，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既要注意对“失灵”的领会，还要警惕新自由主义的危害。

首先，“失灵”是用来描述市场作用的缺陷。无论是古典时代的自由主义，还是现代市场理论中的自由主义，都看到了市场对生产调节存在“失灵”的一面，只不过前者强调“失灵”时需要政府“救市”，而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后者则认为，是政府监管不力、放松市场管制造成的，解决方式是政府的有限干预。两种方式异曲同工，都在于拯救资本主义本身及其生产方式。前述论证的资本私有前提、劳资对立前提下的雇佣劳动，以及生产的过剩危机仍然存在。强调“失灵”的地方，大多反映出的是“西方话语”。“市场失灵”给社会现实带来的危害，西方现代批判家都看得十分清楚，多德就曾总结指出，“资本主义以地球上所有动植物、空气、土壤与水为永久人质，使之永无出头之日，屈从于资本的贪婪和‘自由市场’的轻率冒失。”^[50]“中国话语”在这一方面也不应“缺席”，况且我们已经基本消除了资本的私有制前提，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制度优势助力“中国话语”也具有必然性。(www.xing528.com)

其次，“失灵”的另外一种“西方话语”表达是市场化不彻底，解决方法就是彻底的市场化，这是新自由主义的要义所在。它所坚持的彻底市场化、金融化与私有化已在金融危机的现实中，被充分证明不具有理论优势，因此，我们已经看到西方政府在金融危机过程中也不是听之任之，也会有所管制。它们用自己的政府干预证明自身从来不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彻底的自由化必然要求交换所得实现彻底的私有化，这本质地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前提与生产目的完全相反。社会主义生产要求政府时刻与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协调一致，作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代表，监督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用政府的力量弥补资本缺失与市场“洼地”带来的不利影响，以达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体现“中国特色”。

第三，就经济活动的一般环节来看，“中国话语”在中国现实活动中应当有别于“西方话语”。

就生产与消费来说，无论是斯密的“个体积累”，还是萨伊的“三方协同”，都以“国富民裕”为理论终局，但现实未必这样。当资本主义生产从对“物”的占有转向利润最大化时，这种理论终局也被抛弃，“共富”在私有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中失去可能性。中国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需要，而不是资本实现利润的需求，“共富”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现实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生产即便以市场经济为手段，也应是以使用价值生产为根本，利润不是不需要，但应有别于“西方话语”中的资本本性，不能把增值作为唯一目的。在利润最大化的视域之外，社会主义生产及其目的要体现“中国话语”及其特色，并贯彻经济正义的价值目标。

马克思曾说交换价值是炸毁资本主义制度的地雷，正是因为马克思看到了资本控制下的交换具有追逐利润最大化、市场容量无限化、一切要素均可市场化等特点，甚至为了资本获利不惜发动战争，以暴力方式达到目的。这种服务于唯一目的的交换或对外贸易带来的后果是，国内表现为严重的劳资对立或阶级对立，国际表现为贸易的不平等继而带来国家之间不平等。但“中国话语”中的交换或对外贸易，既不能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的，也不能以牺牲他国正当利益为前提。当前中国倡导的亚投行、“一带一路”都是以合作、互惠、共赢为原则，把国内的“共富”思想运用到国际贸易中，以“命运共同体”为国际贸易活动的目标，这些唯有在“中国话语”中才能体现出来。

第四，发挥价值导向的作用在“中国话语”中的积极意义。如果把资本逐利视为一种事实，而“人民立场”则是一种价值导向。在“人民需要”的视域中突显出的是“中国话语”的价值导向意义。在“资本逐利”与“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对立中，要避免前者在“西方话语”中的误导，坚持后者倡导的发展理念，才是“中国话语”的本质所在。“高度资本化的市场经济”切中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所在，在以经典马克思理论为基础，批判“西方话语”的前提下，我们论证了“中国话语”的应有之义。这不仅是话语构建的理论需要，更是中国现实发展的实践需要。就像马克思强调的那样，在“市民社会”崩溃的边缘，推动“人类社会”的实现，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经济正义在中国成为现实，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话语”的理论任务，这仍将是一项继续前行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