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与自由市场的关系：界定与探讨

国民经济学^[36]的代表——斯密和萨伊的“资本”概念，就其本质内容来看，未能在超越“物”的界限之外获得独立的自我运动，这与他们的论述基点，即个体生产与自我需要相一致。此时的自由市场是“利己”的交换地、自我需要满足的中介，例如上衣——作为“物”的资本，具有满足个体“穿”的属性，通过自由市场的交换，仍然表现为“自己的物”，只不过主体由甲转变为乙而已。斯密把这种目的叫做“利己心”，这就是那个著名的利己主义个人或“经济人”。国民经济学将财产私有权作为个体生产、自由市场交换的本质内容。换言之，在国民经济学创立资本与自由市场理论之初，自由市场是作为“资本”的物完成交换并确认私有权的中介呈现出来。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努力，包括自由市场理论，都共同服务于其预设前提——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利己”或私有制前提，是自其诞生时一并向我们走来的。这一点即便是当代西方经济学也不否认。

习近平总书记在2001年撰文指出，在市场经济与具体社会制度关系的讨论中，存在五种不同的观点，继而指出市场经济的本质所在：（1）“市场化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而高度资本化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2）“市场经济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浑然融为一体的经济运行方式。”^[37]这与1998年文章中的观点具有一致性。这也是习近平在全面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早期代表作基础上的科学总结，切中了市场经济的本质所在。这一点黑格尔也曾明确肯定：“人唯有在所有权中才是作为理性而存在的。”^[38]古典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自由市场与国家的根基处达成了联姻、互为论证。这个连西方理论家都承认的理论本质，为何在当前中国的一些理论语境中却被无视呢？比如，一些学者认为，“市场经济确实没有‘好’‘坏’之分，它本来就是一个体现并实现人性需要的客观存在。”^[39]在马克思把需要区分为人的生存需要、资本增值需要的前提下，前者是斯密意义上的“利己”，后者则是资本本质的体现，都以私有制与雇佣剥削为本质内容，这与“中国话语”存在本质对立。就连凯恩斯都承认：“如果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的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40]一个连西方经济学家都直言不讳的理论立场，在“中国话语”中选择无视或曲解是无法想象的，就相当于披着“中国话语”外衣的西方理论在中国大行其道，这是我们必须要澄清并反对的。

对自然物的占有而形成的财富，在马克思看来只是囿于“物”的界限，按照前述对国民经济学的分析，“个体积聚”或“三方协同”的劳动所得，被马克思总结为“资本是积蓄的劳动”。后来马克思又指出，“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41]资本被理解为物已被阐说出来，马克思何以提出要把资本理解为“关系”呢？马克思直接指出，在“物”的交换界限之外，生产与交换的目的是价值或利润，则资本形成的前提首先表现为生产与交换根本目的的转变。这就把研究对象从使用价值转变到价值，而价值的本质内容是人的劳动，继而资本的本质规定性也不再是“物”，而是人与人在生产与交换的获利目的之间的事情，获得了“关系”的规定性，马克思在否定“资本是积蓄的劳动”基础上指出，要在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的视域内，来重新论述资本的本质内容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区分“作为货币的货币”以及“作为资本的货币”，来论证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从“货币交换商品”和“商品交换货币”开始，马克思指出，前者在流通中交换价值消失以获得使用价值，后者随着交换的完成使用价值也随之消失。资本作为货币或商品，应是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这就说明资本的产生必须在流通领域不能脱离该领域，它必须在“流通中保存自己”，资本与货币在这里的根本区别在于：“把资本同直接的交换价值和货币区别开来的唯一规定性，就是那种在流通中并通过流通保存自己，并且使自己永存的交换价值的规定性。”^[42]如果说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作为货币的货币”叫作“较低级的形式”，把“作为资本的货币”叫作“较高级的形式”，而在《资本论》中，则进一步通过棉花的交换来证明，在流通中后者的货币转化为资本，“而且按它的使命来说，已经是资本。”^[43]从货币中独立出来，并在流通中保持自己交换价值规定性的资本，已然超越了国民经济规定性获得了科学内容。在超越对“自然的占有”的界限并获得了独立后，资本运动的目的具有唯一性：“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增殖”，“绝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44]对利润无休止的追求是资本产生并存在的唯一动机，它再也不是与劳动者共创、共享劳动成果的那个“物”了，劳动与资本已然分离。(www.xing528.com)

在基于利润目的的生产与价值交换中会发生什么呢？劳动者——从斯密和萨伊时代就已开始成为财富创造主体的人或者说自身劳动力的占有者，要把自己拥有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像原材料、生产资料一样在市场上出卖，且不能一下子卖光，否则就等于出卖了自己，从商品占有者转化为了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劳动力就被当作商品或生产资料出售给资本家，后者就像占有和支配“自然力”（萨伊）、原材料一样控制并使用劳动力这种“自然力”，即劳动和劳动力都从属于资本家，劳动不再是对自然物的占有，劳动力也不再是与资本处于统一状态中。生产与交换以自由市场的名义，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劳动从属于资本引起的生产方式根本性变革，显示出资本控制下的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劳动者在资本家监督下劳动，产品成为资本家的所有物；劳动不再是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对自然物的占有，按照国民经济学家那种路向，政治经济学停留于人与自然、劳资统一的视域中，以便将其置于自由市场中，“根据小麦的味道，我们尝不出它是谁种的，同样，根据劳动过程，我们看不出他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是在奴隶监工的残酷的鞭子下，还是在资本家的严酷的目光下。”而在劳动与资本分离与对立状态中，劳动转变为雇佣劳动，“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进；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其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45]劳资对立的最终结果就是要消灭这种雇佣劳动，最终实现经济正义的价值诉求。

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并论述“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但从他对交换根本性转变的论证中可以看出：高度资本化就意味着对利润追求的无限性，也必然要求交换价值的生产与流通要被普遍化到最大程度。这不仅适应了高度资本化的要求，也必然伴随自由市场的完全展开，否则生产资料、劳动力等生产前提无法满足无限利润追求的需要，因此，自由市场的不断普遍化，与雇佣劳动的普遍发展是同义反复，都是高度资本化的必然结果，高度资本化必定以自由市场为载体带来雇佣劳动的普遍化。最终，以自由市场和追逐利润的口号，资本与劳动（或者直接说雇佣劳动）处于日趋激烈的对抗中。劳动者从事的生产活动越多，自身所得就越少乃至陷入绝对贫困的境地，这在马克思“异化劳动”学说中被详细阐述出来，因学界所熟知，故此处无需赘述。这种资本的历史生成、劳资对立及其追逐利润的私有制前提无不提示着：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原本就是浑然一体，西方经济学从未否认过这一观点，这有力驳斥了“市场经济中性论”或无关“好坏”之说。因此，马克思有充分理由指出，交换价值及其扩大化——在当代以自由市场的名义，一定是炸毁资本主义社会的地雷^[46]。这对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道路”而言，在总结中国发展的“中国话语”、解决经济正义问题等方面具有重要提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