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资本概念的局限性

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之前，经济思想家们并没有对“资本”做出理性界定，其话题停留在获取财富及其与对外贸易的关系等方面，至多会讨论财富的分配与形式，无论是重商主义还是重农主义的思想无不如此。托马斯·孟就认为财富的形式是“物”，且以金银表现出来^[32]。亚当·斯密在此基础上不仅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而且也对“资本”概念做出理性分析，在《国富论》第二篇，斯密总结论述了资本的性质、用途与影响等理论问题。

斯密认为，资本是“资财”的一部分。个人所有的“资财”分为两部分：投入生产取得利润的部分以及供个体消费的部分。个体资本就是被投入生产中的那部分，国家的资本则是国家的“总资财”中用于生产的部分，而国家的总资财就是全体居民的资财总和^[33]。资本的“斯密表达”集中在以下几点：（1）资本的形态是有形的“物”。斯密把资本的形成过程看作是个体劳动积聚的产物，而个体劳动所得是以“物”来呈现并以获取使用价值为根本目的，这也反映出斯密的研究对象局限于“物”或人与自然的关系。依循这一路向，斯密推演出个体积聚——国家财富增长——国富民裕的结论。（2）资本的来源是个体劳动的结果。虽然斯密也强调劳动工资与资本利润不能等同，但他确信个体劳动的所得资财，即“劳动的全部产物”，要与“雇用他的资本所有者共分”。个体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共分”劳动所得的理由是后者为前者垫付了工资，劳动与资本在“共分”时获得了统一性：个人资本增加一定会带来社会资本的增长。（3）资本的投向有“四个用途”，即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制造业、批发商人及零售商人领域。可见，资本仍然以“物”的形式被释放出来，并以获取“物”的方式实现生产与交换的目的。

斯密的“资本”概念本质地表现为“物”及其积聚，显然有其局限性。首先，个体生理需要具有有限性，这使生产和交换也囿于使用价值领域内，按当代说法就是市场化程度低，即使他非常重视对外贸易，但依然停留在“物”的获取界限内。其次，资本在被投入到“四个领域”时，采取了金银等货币方式的资本与资本本身有何区别？恰恰在这种区别中更能领会资本的本质，这也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完成的理论任务，即科学论证了资本的价值形式。最后，在未超越自然需要的领域内，也未达到“高度市场化”的状态，劳动者因“共分”也可被叫做资本方，事实果真如此吗？由此产生的两种对立答案谁更具有科学性？前者如萨伊，后者则以马克思为代表。(www.xing528.com)

萨伊看到了人类生存离不开自然界这一事实，他把自然条件叫做“自然力的生产作用”或“生产资本”。货币当然也是一种资本，但只是“资本的价值的最小部分”，他一再坚称，“如果认为一个社会的资本仅仅在于货币，那就大错特错了。”资本、劳动、自然力如何创造财富呢？“一个劳动的人可以把他的劳动力借给另一个拥有资本和土地的人”，作为回报，他可以得到工资；“资本所有者可把资本借给只拥有土地和劳动力的人”，资本所有者的回报被叫做利息；同理，“地主可把地产借给只拥有资本和劳动力的人，”^[34]其回报是地租收入。萨伊进一步强调，作为生产要素的这三个方面可以相互转借，“三方协同”、共创财富的生产过程被构建出来，共同创造出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现在让我把物品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叫做效用……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价值的基础，而物品的价值就是由财富所构成的。”^[35]这里所说的效用是指物品的自然属性，即满足人类自我生理需要的那部分属性，被萨伊视为财富。

资本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斯密“个体积聚”、萨伊“三方协同”的各自论述中获得了经验的存在——以“物”或效用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种资本概念不可否认地与“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联系在一起，而这都基于共同的经验事实：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与其一脉相承的庸俗化表达——萨伊的政治经济学，都从人类生存与利己需要出发，个体需要以自我生存为界限，个体生产成了自我封闭、彼此独立的“自我实现”过程。因此，也难怪鲁滨逊一类的故事一直被西方经济学津津乐道。而在生产与交换的自我需要的界限外，高度社会化的生产、普遍化的交换规模，以及高度资本化的市场经济就是一种未来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