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资本双重批判理论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对资本的双重批判理论本质地表现为对资本原则的批判，这很容易使人产生两种误解：一是马克思对资本持全面否定态度，二是资本主义的灭亡也因对资本批判的完成而到来。马克思本人并未持上述错误观点，相反却认为，“准确地阐明资本概念是必要的，因为它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正如资本本身——它的抽象反映就是它的概念——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一样。”^[20]正是基于“关系”视域才能够历史地分析资本概念：将其视为起点，是因为它开启了现代生产的普遍样式，以及在促进现实发展方面所显示的社会性；将其看作资产阶级社会的终点，是因为资本贪婪的欲望超越了劳动力、生产资料以及市场的容量与边界，这是资本阶级性带来的最终后果。马克思主要的批判方向集中在资本的阶级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资本，无论是在西方世界还是当代中国，至今仍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是市场经济最具活力的要素。也正是资本要素在生产等诸环节中的驱动作用，经济学才会持续讨论关于市场的供需关系，产生出均衡论、非均衡论、一般均衡论、再均衡等观点，达到服务于资本运动及增值之需。

经济学从古典时代持续至今，只要将论述重点集中在财富的生产、需求、分配等环节，哪怕在虚拟资本的前提下来讨论这些问题，也从未超越人与物质财富或者说“人与物”的界限，马克思也一再强调将自己的研究置于“关系”中，即资本对劳动的雇佣关系。只要不把这一点纳入研究体系，任何现代经济学理论就既没有超越马克思批判理论，也没有科学地审视资本的阶级性，没有把“通向奴役之路”变为“摆脱奴役之路”，更没有找到人类解放的科学道路，这应是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对“中国道路”的根本意义。

既然以上述雇佣关系作为根本研究对象，那么商品的供需矛盾、成本控制、人力资源等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显性话题，也就不能构成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本质内容，但以这些要素为内容的计算与推演，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也详细地考察过，为的是给剩余价值生产一个大众化的清晰说明，而不是为资本增值“站台说话”。据此又岂能说马克思不懂投入与产出、供给与需求等学说呢？仿佛不以达到“保护社会秩序的合理性”^[21]为目的的学说都是错误的。西方经济学家们持续至今的理论努力，也从未对黑格尔“需要的体系”及其经济基础提出过根本质疑。唯有马克思例外，他对资本私有制具有天然合法性的观点提出质疑，指出资本像购买原料一样，在购买劳动力商品的同时将其“物化”并达到了支配目的，看似平等的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关系，已是一种雇佣与剥削关系。

当代西方世界也在持续寻找“资本的秘密”，力图发现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力量，就像历史上人们对真理与坦途的向往一样。索托就此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发达国家能够利用资本完成自身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却不能？他的答案是，发展中国家无法最大限度地激发资本的潜能，原因在于所有权边界的确立、政治的盲点、法律的缺陷等方面，而发达国家能够实现就在于他们拥有“正规、复杂的所有权体制，”^[22]继而打开了通向现代化的大门。实际上，西方思想史上从不缺乏对财产私有制的赞誉与论证，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从斯密到蒲鲁东、从凯恩斯到伯克南。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理论缺陷，即无法揭开资产阶级社会危机的秘密而使自身陷入苦恼之中。这就突显出马克思批判理论的真理性：越是完善、精致的私有制，就越使劳动成为雇佣劳动，资本的阶级性只要不消除，财富的生产与贫困的产生就是同一个过程。

自“三大改造”完成到当前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经济制度，当代中国从根本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做出了符合国情的科学探索：既表明了公有制资本、社会资本的合法性存在，也肯定了它们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失去了普遍阶级性的资本，使雇佣劳动还原为劳动本身，劳资双方不仅在政治、法律地位上处于平等地位，更重要的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方面也实现了平等，都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在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一点上具有根本一致性。资本的社会性正是它能够在当代中国存在的合法性前提，在发挥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促进作用的同时，使“劳资关系”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诞生以来具有“中国特色”。但我们也要进一步说明的是：（1）“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与资本的社会性不能等同，前者是后者存在的根本前提。正是把资本概念引入“关系”视域，才开启了“历史地”领会资本属性的科学路径，继而总结出资本具有双重属性。假设仍停留于“物”的界限内，资本因自然物的永恒性也具有了“理所当然”的永恒性，那么，新“历史观”开启的“关系”视域中资本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又从何谈起？（2）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资本，首先是资产阶级社会这片土壤的“盛果”，在劳资对立前提下资本首先表现为阶级性，社会生产要服务于资本无限增值的欲望。但在以公有制为主体、本质地实现了劳资统一的当代中国，阶级性已不再是资本的首要属性，社会性反而具有根本的普遍性。这种“翻转”也正符合了马克思的新“历史观”。接下来的问题是，当代中国如何在限制资本阶级性的基础上，发挥其社会性的促进作用，并解决资产阶级社会中因资本阶级性带来的自身无法克服的内生矛盾，从而走出一条使资本属性适应中国现实的“中国道路”。

从当代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来看，生产资料以国家的名义实行公有制，坚持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则，资本的阶级性在中国受到了限制，仅维持了最低限度的存在，反倒是其社会性得到充分利用，给改革与发展注入了持续活力。党的十九大再次充分肯定“两个毫不动摇”，承认两种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客观存在”，也就是要承认资本的双重属性在当前中国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既然在基本经济制度中肯定了两种不同所有制形式并存、共同发展，也就等于肯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二元”存在之现实。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资本社会性对“中国道路”的促进作用，更要把资本的阶级性限制在政策和法律的界限内。在上述“二元”背景下，劳资双方在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平等性基本得以实现，而经济领域的差距不是体现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方面，而是体现在使用和分配等领域，且各项“补短板”措施也在大力推动诸如贫富差距等经济非正义现象的消除。在限制资本阶级性、充分利用其社会性促进发展的“中国道路”探索中，应把握好以下关系：

首先，要正确处理资本的双重属性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之间的关系。如果把前者视为一种事实判断，后者则是一种价值立场。实际上，在资本阶级性占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社会，其阶级性鲜明地体现出维护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价值立场。马克思一再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是雇佣劳动^[23]而不是劳动本身，是因为资本支配雇佣劳动，把后者的使用价值利用到极限时，也就把资本的阶级性发挥到了极致。但在当前中国基本经济制度视域内，在社会性取代阶级性成为普遍特征后，资本已成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力量。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利用资本加快发展过程中，因资本的阶级性、逐利性引发的侵害公共利益与安全、侵害人民根本利益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要真正把资本的双重属性与“以人民为中心”有效结合，做到最大限度地限制其阶级性的同时发挥好社会性，必须在投资主体、融资方式、监管体制等方面继续探索，建立起有效、科学的准入、退出机制，进一步建设和完善资本市场体系。资本市场无论采取何种融资手段、投资方式，都必须以自身实际偿还能力为基础，以自我信用为底线，回归常识才是硬道理。治理资本乱象与限制资本阶级性本质地表现为同一个过程。

西方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也是资本双重属性的必然要求。西方国家以自由市场和全球化的名义，把逐步过剩的产能、商品、资本输出到其所能达到的最大化程度，在逐利过程中也必然地显示出其阶级性，尤其在把资本的逐利天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后，既利用了别国资源优势又为自己攫取高额利润，本国就被视为“社会稳定、环境优美、福利完善”的美好国家，给人一种资本不具有阶级性、剥削性的感觉。我们暂且不论雇佣劳动的存在、无法克服的金融危机，以及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等现实问题，就从上述“美好的事实”出发来分析，工业革命及其普遍化生产样式在一国国内达到获利上限后导致的过剩危机，西方国家大多选择转嫁并将其输出，同时也把资本的阶级性转移到国际市场。哈耶克论述的那种“国际计划体系”无非就是一种全球生产的任务分配图而已，美国是资本的创造与提供者，并按自己的意志来安排生产与分工。资本以其阶级性实现的对雇佣劳动的支配，其方式是多元的，如马克思直接分析了扩大再生产，最终如何获取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此外，还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主义乃至直接采用军事手段等。这实际上都是资本阶级性国际化的形式，资本逐利场所的改变并不意味着阶级性的消失，本国优美的环境也是靠牺牲他国环境换来的，又何以说资本阶级性灭亡了呢？(www.xing528.com)

其次，要对资本双重属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有科学的认识。流动性是资本增值的基本条件，市场则是资本保持流动性的天然场所，无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是现代西方经济学，都将其作为重要理论内容。斯密虽然讨论了自由市场中的分工与价值交换等现象，但劳资双方在“共分”所得后，最终却未能实现“普遍的富裕”，这种否认资本阶级性、看不到资本对劳动支配权的观点最终只能陷入理论目标与现实状况的对立之中。当“弗里德曼手拿一支铅笔，惊叹自由市场的伟大”时，罗德里克却批评说，“主要是因为二百多年来人们被灌输了市场与资本主义的好处”，我们最终看到这种批评也只是为使用自己提出的多个分析模型^[24]，来分析性质相同的市场经济。凯恩斯面对市场的过剩危机，本以为将其归于市场的“失灵”从而利用政府的有限干预，就可以解决并得到持续发展。但现实却是资本逐利的步伐跨出国门后，市场“失灵”的范围越来越广、次数也越来越频繁，政府的国际干预也不同于国内市场，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经济霸权乃至军事手段，这已经是资本阶级性国际化的直接表现。

马克思系统批判过资本阶级性在国际化进程中给落后国家带来的危害，这也是他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现实依据。当代中国的发展还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25]，就是因为能够“历史地”看待资本及其双重属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高度资本化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26]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就在于资本的阶级性。西方国家也存在国有企业与国有资本，但它们既不占西方国家所有制形式的主体地位，也不会将利润与全民共享，只是为了弥补私有资本不愿或无法进入的领域，以及市场的缺位。这就提示我们：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在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前提，从根本上消灭了产生资本阶级性的根源，最大限度地限制因阶级性产生的剥削性、逐利性，从而使资本的社会作用得到发挥，并使国有资本及其发展成果惠及全民，把“共享”发展理念落到实处。那种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为“国家资本主义”^[27]的观点，也未曾从根本上发现中国市场经济的“秘密”，即资本社会性、市场流动性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能够并存共处，继而能够使资本社会性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生产活动。

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融入全球化进程，正是看到了“西方道路”的诸种弊端，特别是危机转嫁、对他国资源消耗等过程中凸显出的阶级性，使我们认识到，“中国道路”若沿着西方走过的这条已经几近自身发展极限的全球化道路前进，既没有传统能源、原材料支撑，也无法克服资本阶级性带来的国家对立乃至战争，相反可能会波及自身共享理念的贯彻、共富目标的实现。“中国道路”必定要在超越上述传统道路基础上，走一条摒弃资本阶级性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性的“新全球化”道路。这条道路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与担当及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国内要通过“精准扶贫”等多种有效措施来“补短板”，不仅要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更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贯彻共享发展理念；国际上要通过实施“一带一路”等战略，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合作共赢。无论是国内国外两种基本路径，还是贯彻“共享”等基本理念，都离不开资本的力量——资本社会性力量的充分发挥，这也是“新全球化”的“中国道路”与西方传统道路的根本不同。

最后，要科学认识资本与政府的关系。二者关系在资产阶级社会与当代中国有本质的不同。具体地分析，资本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起点，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到对雇佣劳动的支配，无不显示出其在经济领域的话语权；资产阶级则是资本取得政治统治地位、掌握政权后的人格化表达。政府只是资本话语权在政治领域的延伸，无论是充当“守夜人”，还是维持最低限度的干预，都是服务于资本而不是工人需要，这也是资本阶级性的根本体现：它不仅包括资本的经济剥削，也包括资产阶级政府的政治剥削，因此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既要求消灭资本私有制，也要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当代中国则全然不同，人民群众是生产资料、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政府宗旨是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资本与政府在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方面具有根本的一致性。资本阶级性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虽未彻底根除，但也不再具有普遍性；资本的社会性反倒能够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利用，对国有资本而言，政府以出资人、股东的身份委托专业机构持有、运作，其意义就在于在“政企分开”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政资分开”。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只需对股东负责，从而使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再根本地表现为行政关系，而是一种股权关系。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公共资源，都必须围绕公共建设、公共服务、共享发展等目标或理念，当市场利润最大化及其阶级性与前述理念发生冲突时，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需要强调的是，社会资本服务于国家发展成为“中国道路”的特色，需严格遵守以下条件：以企业党组织和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领导为前提，经营权与收益权要在政策、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这就避免了资本借助经济话语权将阶级性上升至政治领域的话语权，从而力图获取类似资产阶级社会的垄断与寡头地位，如果资本这种阶级性“死灰复燃”，将会危及四项基本原则、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总之，当前中国已经基本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政策、法律与制度体系，能够在发挥资本社会性的同时将其阶级性限制在最低限度，坚决消灭其非法逐利性，做到资本与社会的和谐共处。那种“依靠资本原则解决人类的幸福和共存是不可能的”“资本原则不能解决社会和谐问题”^[28]等担忧已逐步得以解决。不能因为少数行业、个别案例暴露出来的资本阶级性、逐利性就否认资本的积极意义，这就和片面认为资本不能与社会主义并存一样都是错误的。

总之，资本的双重属性——阶级性和社会性——马克思分别用“卑污的犹太精神”和“普照的光”加以概括。当代西方理论家们在看待中国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时，仍未脱开西方传统的“有色眼镜”。倘若中国发展真有什么“世人罕见的法宝，”^[29]那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面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最大限度地释放资本社会性的建设作用，把“五大发展理念”真正落到实处，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坚持“共赢共享共命运”的发展理念，不断扩大自己的“朋友圈”。新时代的“中国道路”不回避工业化、现代化，但也不像西方传统道路那样以剥削他国或个人、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等基础理论方面，研究如何在限制资本阶级性基础上，把资本社会性发挥好并服务于国家发展中来。做到这一点，方能体现出“中国道路”的“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