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双重属性及表现方式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分析指出资本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资本是“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另一方面，它也是“集体的产物”，“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的结果。它“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前者是指资本的阶级性，后者则说明资本具有社会性。当把资本变成“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2]时，等于说，消灭了资本的阶级性并使社会性成为它在新时代的根本特征，就像资产阶级社会时期阶级性占支配地位一样。资本概念并非马克思创立，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就已开始使用，马克思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资本概念过程中论证了资本的双重属性。

在马克思批判理论视域之外，资本不具有阶级性，甚至与劳动者处于统一之中，古典与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们正是这一观点的持有者。斯密将人类社会分为野蛮社会与文明国家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中，劳动所得全部归个体所有；后一阶段则是“劳动的全部生产物，未必都属于劳动者，大都须与雇用他的资本所有者共分”。资本方因出资而获得的利润也可被视为它劳动的产物；劳动者因使用原材料与资本完成了生产活动，工资所得理所当然地应被视为劳动的结果；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使用权从劳动者那里取得的地租，也应算作自己的劳动成果。这样一来，劳动创造财富、勤劳能够致富就成为一种“自然征候，”^[3]在“共分”所得过程中，劳动与资本获得了统一性或平等地位。萨伊在区别“资本的生产作用”和“自然力的生产作用”等要素后指出：“一个勤勉的人可以把他的劳动力借给另一个拥有资本和土地的人”，作为回报，这个勤勉的人可以得到工资；“资本所有者可把资本借给只拥有土地和劳动的人”，这个资本所有者因出借资本而获得的回报则是利息；同理，“地主可把地产借给只拥有资本和劳动力的人”^[4]。劳动者、资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协同生产、共分所得，“劳资统一”在“三方协同”的过程得以体现。个体劳动者、资本方和国家，都获得了相应的财富，最终实现了其所主张的“国富民裕”。马克思有时也用“普通经济学”^[5]来概括古典与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共同缺陷，指出他们的资本概念正是造成其理论无法解释现实危机的根源，以劳资统一为理论前提的“勤劳致富”与现实中的“贫富差距”之间的相互矛盾，就在于没有揭示出资本的阶级性。

“普通经济学”资本概念的本质缺陷在于其“劳资统一”的错误前提。造成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在自然物或使用价值界限内来阐述资本概念，这本质地反映着对生产活动的把握囿于生存活动或自然经济状态。但“文明社会”的生产活动必定会在超越使用价值界限外普遍展开，单个个体也远远消费不了数量庞大的使用价值，最终目的是为了交换价值乃至价值增值，这就必然要求资本概念要在超越“物”的形态之外获得独立形式。马克思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批判地指出，“那就是只看到了资本的物质，而忽视了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按照这种说法，人体的四肢也是资本……资本也就只是一个同人类一样古老的事物的新名称了。”人体都可以被视为资本，资本又有何新意呢？在另一处，马克思甚至不无讽刺地说道：“那么至今还带着自己的牲畜群在亚洲高原的草原上放牧的游牧民，就是最大的资本家了，因为资本的最初含义是牲畜。”^[6]在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目的的时代，资本被理解为人与自然物的关系，说明人类经济活动还处于满足自我生存的自然状态。当个体劳动者对生活产生了更高要求时，生产目的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个体生产不能完全自我满足时，就促使交换、分工、货币等现象逐渐普遍开来，为资本概念获得超越“物”的规定性奠定社会基础。

马克思对“普通经济学”资本概念的批判正是立足于上述分析，在详细论述货币取得独立形式的同时，把对资本概念的科学规定性建立在货币之上，因为作为普遍交换媒介的货币已不再是自然物形式。当然并不是说，这里的货币就转化为了资本，而是在区别“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后，论证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并进入生产与流通环节，并指出资本购买原材料的部分属于不变资本，而购买劳动力的部分才是价值增值的关键所在，因为它生产出了比自身价值更多的交换价值。资本在实现增值过程中，终于显示出其秘密所在：在购买并使用劳动力过程中获得了对后者的支配权，劳资双方的统一关系被支配关系取代，资本剥削的秘密即其阶级性被真实地揭示出来。这也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阐述资本的历史生成后，着手总结“资本和劳动交换”的根本目的。资本一经形成，在与劳动交换过程中，“把劳动设定为雇佣劳动”，并且“资本发展到怎样的范围，雇佣劳动也就发展到怎样的范围”。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从而产生的剥削关系及其广泛性再次得以科学的论证，资本不再被理解为物，而是被理解为“关系”了。^[7]

在资本被理解为“关系”的视域内，首先表现为资本与雇佣劳动的交换关系。马克思认为这种交换分为两个相互分离且对立的过程：一方面，工人作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同资本相交换；另一方面，资本获得对劳动力的使用权后，不必立刻使用从而使交换过程与使用过程分离，马克思称之为“特殊的经济关系。”^[8]说它“特殊”就在于资本对劳动的占有和支配，继而按自己的意志安排生产活动。资本的阶级性就是通过这种雇佣关系直接呈现出来。(www.xing528.com)

马克思对资本阶级性的全面揭示，并非对资本原则持彻底否定态度。如果资本的世界历史及其全部内容都概括为“血和肮脏的东西”，那不就等于说资本是反人类的、应予以消灭的，又何以称其为现代社会的起点呢？虽然资本的阶级性造成了劳资对立、劳动与财富的分离，但不能据此否定它的社会性：它不仅能使农业越来越像工业的一个部门，摆脱生产的自发状态，也能够伴随逐利的同时，把生产力的提高普遍化到最遥远的边缘，促使封建专制、个体私有制向资产阶级社会与工业化方向转变。一句话，资本表现出来的对生产关系、生产样式的改变，是促使资本呈现社会性的原因，也成为在此讨论这一属性的直接线索。

“普通经济学”也谈论资本的社会性，萨伊的“三方协同”、斯密的“劳资共分”都能够说明这一点。马克思批判指出，这种“资本的生产性服务”与蒲鲁东所说的“资本有价值，劳动在生产”存在本质相同的错误，即都没有认识到作为价值的资本，仅靠自身力量无法实现增值。那么，不以增值为目的的资本岂不回退到了“作为货币的货币”阶段？而要实现增值就必须以雇佣劳动为条件，资本的这种社会性是以阶级性为前提而展开的。马克思也是从阶级性谈到社会性，“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出这种剩余劳动……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资本的社会性在这里也表现为双重效果：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缩短劳动时间的基础上促进再生产过程。这种双重效果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如何呢？它会使社会生产具备全新的内容：把对生产活动本身的理解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自然物为目的的使用价值生产）转向人与人的关系（交换与雇佣关系）。如果把劳动看作生存手段，那么生存史就表现为生产史，或者说社会历史就是一部生产史。自资本成为现代社会起点开始，社会历史就表现为资本控制下的生产史——在资本在被理解为“关系”后，社会历史最终就被理解为资本控制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史。资本的社会性由此打开了理解历史的新视域，彻底颠覆以往把历史阐述为原子主义式的自我满足活动，亦或停留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界限内。马克思也指出，资本“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由此可见，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9]资本的社会性在促进生产力与社会发展等方面得到充分肯定。

为了证明这一点，马克思以1857年11月刊登在《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为例来说明。一位种植园主抱怨黑人劳动者仅满足于生产维持自身最低消费的使用价值，对剩余劳动毫无兴趣，结果只能是自身最低限度的生存，与普遍劳动、社会化生产毫无关系，当然也创造不出“普遍的产业”。这种局面在以资本为前提的社会化生产中必然会得到解决，这是由资本的社会性所决定的，不会允许生产停留在自我满足的界限之内而放弃增值，后者才是资本的根本目的，也唯有实现这一目的才会使“普遍的产业”成为可能。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把资本驱动的社会化生产与原始时期的狩猎采集活动做了比较，将后者称为“生产的原始条件”或“生产者的自然生存条件”，这种自然条件是异于人的劳动的“对象的存在”^[10]，这种自我生存的本质要义就在于劳动者把自然物视为自己的“所有物”，普遍的交换与劳动协作带来的人与人之间广泛的社会联系还未开启。

什么力量能够促使孤立的个体生产者建立普遍的联系从而推动生产方式向现代转变，从而使自我的劳动产品也成为他人的劳动产品？当个体生产转向共同生产，出现了“被否定的孤立劳动”，也就等于实现了生产的社会化。这种转向既然超越了自然需要，必定意味着对价值、利润的追求，只有借助资本的力量才能实现。资本与“被否定的孤立劳动”是什么关系呢？“资本作为被否定的孤立劳动者的孤立劳动，从而也作为被否定的孤立劳动者的财产，既代表劳动，也代表劳动的产品。所以，资本是社会劳动的存在。”^[11]资本就是否定孤立劳动的那个力量，也促使生产进入社会化状态，人与人之间在交换、分工、协作等活动中的关系也趋于复杂化，更不用说世界市场、对外贸易、消费品丰盛等现象。这一切无不表明：资本的社会性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足以能够使它成为现代社会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