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的非经济起源对经济正义问题的影响：现代视角

讨论财产的非经济起源问题，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所有制形式”问题的深入阐述。因为人类最初的生产活动，并不是从现代经济学所说的“经济条件”开始，而是从客观世界的自然条件开始，甚至人类自身的生产，至今也本质上属于“原始条件”下的生产。这里要表明的是，所谓“生产条件”在最初的人类社会中，不是被“生产”出来的，不是生产活动的产物，而是建立在一种“自然前提”或客观自然界基础上的。但是，财产的“非经济起源”问题，在蒲鲁东那里却不是这样论述的，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也正是对蒲鲁东观点展开的批判，以及对当时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错误思想的批判。蒲鲁东认为可以直接把对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生产关系的讨论，移植到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中。在自然经济时代，劳动活动的主体是人，客体——劳动的第一个客观条件，是土地等自然资源，劳动过程是作为生命有机体的个人对无机自然界的利用过程，而且这个无机自然界或叫作生产的无机条件，不是生产的结果，而是生产的前提，也就是说，它不是由人创造出来的，而是先行存在的。

蒲鲁东的错误在于，把这种有机体作用于无机自然条件的活动的分析，用在了对市民社会生产的分析中，并将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扣上了“非经济起源的罪名”。但他没有看到，人类生产发展到资产阶级社会后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原先那种有机体对无机自然界的活动已不再存在。具体表现为生产条件发生的两个分离——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和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生产活动已经转变为资本控制下的活动，劳动者的“活劳动”能力在被资本购买后，已经在“物化”基础上处于被支配地位。这种生产活动的基本状况被马克思概括为“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起源史。”^[39]

这充分说明，蒲鲁东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理解为“劳资统一”式的活动，仍坚持劳资平等、劳动的主客体条件的自然统一等思想，看不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前提已发生质的变化。马克思将这个变化总结为，“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自然无机条件的统一，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40]。由古代生产的“统一性”转变为现代生产的分离，是蒲鲁东没有看到的，因而他也无法把劳动理解为雇佣劳动，最终也必然无法理解产生经济正义问题与社会危机的根源所在。同时，他也在不自觉中依然把私有制当作具有天然合理性的东西来分析，并将其作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得出产品私有制的天然合理性。马克思列举了两个事例，来反驳把生产的“原始前提”视为私有制的说法，明确反对把生产的起点直接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首先是以古罗马为例，指出每一个古罗马公民要在先行承认自己属于公社共同体一员的基础上才能享有属于自己的那份财产。换言之，要在财产共有的前提下获得满足自身需要的那部分。其次，马克思又提到了语言，指出它是共同体的产物。作为共同体的单个个体来说，只有先承认自己是共同体的一员，才会把语言视为自己的。一只猴子不能算作共同体的成员，它也不会把人类的语言当作自己的母语来看待；反之，个体成员使用了共同体的语言，但也不能说语言就被自己私有化，从而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并排斥他人的使用权。“把语言看作单个人的产物，这是荒谬绝伦的。同样，财产也是如此。”^[41]既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起点是资本私有制，资本出场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大众对使用价值或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而是自身不断增值的“欲望”之需。

资本的增值“欲望”具有不停歇性，不会因一次增值就停下脚步，首要影响的对象便是雇佣工人，因为资本的增值无法自己实现，必须借助雇佣工人的“活劳动”来进行。这就是说资本增值的“欲望”，与它对雇佣工人的剥削程度成正比。在资本把劳动变成雇佣劳动后，对工人意味着什么呢？“对工人来说，工人不是生产条件，而只有劳动才是生产条件。”资本关心的不是工人的生命有机体，而关心的是他是否能够提供满足生产需要的“活劳动”能力，即便他处于疲劳或伤病之中。这种情况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都能清楚地看到。这里反映出，在资本家眼中，工人就像机器一样，是具有使用价值的生产工具而已，劳动者内心的情感态度、主观感受等都可以忽略。马克思甚至讽刺地说道，“如果资本能够让机器，或者甚至让水、空气去从事劳动，那就更好”。如果水、空气能够像工人一样创造新价值，资本家会毫不犹豫地驱使它们投入到生产中去。“资本占有的不是工人，而是他的劳动。”^[42]工人的健康、伤病、情绪等作为生命有机体存在的东西，都是资本不在意的，它只在乎工人的劳动能力以及创造出来的新价值。

经济正义所包含的本质内容在生产活动中也表现为迫切的要求，而且这种生产活动越持续，经济正义问题就越普遍化为社会危机，因为工人在付出劳动过程中，不仅自身经济与资本新价值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资本所表现出来的对雇佣工人的冷漠也现实存在。经济、政治、日常生活的多重非正义状态，也加剧了劳资对立或经济正义问题。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8—159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508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629页。

[5][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3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97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2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13页。

[14][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第154页。

[15]同上书，第15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6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06页。

[19]同上书，第204页。(www.xing528.com)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0卷，第21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15、220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23页。

[23]同上书，第226—227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45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50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65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42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43—444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409页。

[30]同上书，第413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49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50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52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56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45页。

[36]同上书，第501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504页

[38]同上。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80—481页。

[40]同上书，第481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82页。

[42]同上书，第491—4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