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佣工人：从被结合走向结合作为有灵性的个体

自资本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起点，它就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社会化生产的前提。作为一种“有灵性的怪物”，资本的本质在于要实现自我增值，把无限的获取利润的欲望当作自身不停息运动的目的。但资本这一既充满灵性又很怪异的运动过程，必须借助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活劳动”才能实现，这也直接证明，资本是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而存在的。这种“关系”是基于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占有和支配，是一种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在这里方显示出经济正义的初始产生。看来，作为“有灵性的怪物”的资本，对雇佣工人的影响具有根本性和现实性。

国民经济学家不这样认为。在劳动创造财富、财富积累就能致富的论调中，他们把劳动看作财富的源泉，劳动者在创造财富过程中付出了自己的劳动，也相应地得到了工资；工人在这种生产中也拥有了自己的资本，即自身的劳动力，并以此获得了与资本家经济地位的平等性。这些内容后来被概括为“劳资统一”。马克思对此指出，“人们把劳动能力称作工人的资本……按照这种说法……眼睛的实体是视力的资本等等”，也只有那些“蹩脚的美文学家和信口开河的饶舌家们”^[25]才会这么认为。他们没有看到资本的“灵性”是如何通过劳动者的使用价值使资本成为“怪物”的。在资本对劳动力的“消费”过程中，劳动力被“物化”从而其使用价值和购买过程发生分离，这种使用价值创造出来的财富与其工资之间的差距都不在国民经济学家们的视线之内。

事实恰恰相反，当满足个体需要的自然经济被打破，生产活动以资本为起点时，劳动是作为“酵母”被投入资本运动过程中并使其发酵的：（1）资本要实现自我增值，就必须把自身投入流通领域去购买原材料、劳动工具以及劳动力等生产条件。这些条件也可以被称为资本借以实现增值的“对象性”存在。劳动力使用生产工具对原材料进行加工则是“对象性活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原材料的形态被改变的同时，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也一并被“消费”了。（2）工人的劳动力使用价值被“消费”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被物化到产品中并成为产品的一部分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的“合二为一”，就等于把劳动凝结在商品之内并形成一个新价值，待其在市场被卖出后也得到一个价值额。但这个价值额与“二合一”的价值额相比已经大大增加了，这其中包含着不变资本的转移、劳动工具的消耗、资本的利润与劳动者的工资。马克思就是在区别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基础上，指出资本的利润与劳动者的工资相比，前者远远大于后者。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一再论证工人劳动越多、其自身就越贫穷的根源。马克思继续总结指出，“劳动对于工人来说不是生产财富的力量，不是致富的手段或活动。”^[26]这清楚地说明，财富的创造者与所有者已经发生根本分离，且这种分离造成了根本的对立，经济上的不平等、非正义状态随着这种分离也演变为一种社会危机。这里的问题在于：工人在处于被占有和控制的前提下，其“灵性”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

首先，在异化劳动的规定性中，工人是毫无灵性的。相反，处于麻木、痛苦与机械地重复劳动状态。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异化劳动所反映出的劳动者的生产与生存状况得到了进一步阐述。具体地说就是：（1）在生产的自然条件下，劳动活动具有主客体统一性，即生产者就是所有者。个体劳动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通过自我活动实现了对自然物的占有。这属于劳动的主客观条件的统一过程，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自我生存的自然需要。（2）资本主义生产与前者相比，本质区别在于资本介入生产活动后，使原本主客体统一的活动发生了分离，不仅劳动力的购买和使用分离，最终财富的创造者与所有者也发生了分离。资本所有者成了最终的财富主人，而作为创造者的个人却只得到了维持最低限度生存的工资。马克思把新创造的财富叫做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资本家所获得的高于自身投资的剩余额，或者说价值的增值额。相比较而言，劳动者所获得的剩余财富——满足个体家庭所需后的剩余部分，就不能被叫作剩余价值。因为只有控制并占有别人的生产所得才能形成剩余价值。这里包含着从经济上的占有转变为社会中阶级对立的过程，个体生产的剩余财富不存在与自身对立的情况，总不能自己剥削自己吧？可见，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属于社会化生产，已经突破了个体生产的那种自我满足的界限，但个体劳动者不再是自我劳动力以及自身创造财富的使用者和所有者，而只能作为“活劳动”存在于社会化生产中。

工人的“活劳动”在一次创造新价值的活动完成后，并不会停止不前，而是在资本的驱动下继续进行，这就是资本的“灵性”所在。但最终形成的对劳动者的剥削及其成果的占有，也促使资本成了压榨劳动者的“怪物”。“活劳动”创造出来的剩余产品也转变为异于自身的外在的权力，与劳动者形成对立。马克思就此评论指出：“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无非是对象化了的活劳动的一定数额——剩余劳动的数额。”^[27]但在此，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这个“活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是谁最关心的呢？(www.xing528.com)

工人，作为自我劳动力的所有者，同时拥有自我的意志和利益。但在同资本相交换并进入由资本主导的生产过程后，就失去了原本属于自己的一切。自身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出让，以及最终产品成为他人的、异己的、外在的东西，甚至在绝对劳动时间被延长的前提下，仍需要忍受高强度的劳动，以及因机械性、重复性引起的对劳动的麻木与厌倦。马克思把这种状况概括为“四个分离”，即“财产同劳动之间，活劳动能力同它的实现条件之间，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之间，价值同创造价值的活动之间的这种绝对分离”，最终导致了“同活劳动能力相独立的和与之无关的交换价值。”^[28]劳动者失去了劳动的客观条件，也失去了主观上继续从事劳动活动的愿望，劳动从满足自我生存的手段转变为被迫的、不自愿的活动。劳动者在这种被迫的劳动中越来越使自己陷入贫困的境地。一句话：劳动者创造出来的“新价值”成了资本家最关心的事情，雇佣工人却成了对自身创造的财富最不关心的群体，因为他们失去了关心“新价值”的基础——最终产品的所有权不归自己，反而作为与自身敌对的势力而存在。

应该看到，“四个分离”所要表达的内容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性”基本一致，但与后者相比更加具有现实的说服力。工人只关心如何减少绝对劳动时间从而减轻劳动强度，从过度的被压迫中走出来，摆脱繁重、机械而又枯燥的劳动过程。在此，无法回避的就是经济正义问题，因为这已经本质地关系到工人的生存状况。把经济正义问题上升到工人生存的高度来看待并解决，已充分证明对象化劳动的异己程度，或直接说劳资对立的发展及其普遍程度。劳动者的普遍厌倦与反抗已成为一种必然的主观愿望，又何谈他们的“灵性”呢？资本家就是在不断地把丧失了财富所有权的活劳动转变为创造“新价值”的持续的条件，从而不断地加深工人的“主体的贫困”状态，即促使经济正义问题日益成为普遍化的社会状况。劳动者该如何改变这一状况呢？劳动者改变这一状况的过程的来临，就意味着他们作为贫穷的主体，已从厌倦与麻木中走出来，从而具备了“灵性”。

处于“物化”的、被支配地位的劳动者，在社会化生产过程中，本质地作为“单个点”或“活的孤立的附属品”依附于资本。工人之间在生产流程中相互协作配合，进而形成生产管理中的上下级关系，乃至工人与资本家之间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由此形成社会化生产的基本样式——“被否定的孤立的生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生产社会化的特征。处于普遍化社会生产中的劳动者，也因分工而需要“共同劳动”才能完成整体性生产活动，但毕竟工人处于生产活动的某个环节，长期从事单一的、机械重复的生产动作，加之被固定在不变的生产环节中，很容易造成依赖机器的假象。无论多么复杂且需要众多劳动者共同完成的活动，越是强调生产的专业化，这就意味着负责单个生产环节的工人所从事的工作就越简单化，因为在他不断地重复那些本不喜欢的生产动作之外，唯一关心的就是尽快结束一天的劳动，并顺利获得自己的工资。

现代生产的普遍化样式，生产出了无数的雇佣工人，但却把他们固定在一个又一个简单操作的孤立的点上，单个的工人是无法与资本的普遍控制力相抗衡的，这就需要回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要想改变雇佣工人这种被压榨、非正义的生存状况，就必须把单个的孤立的点组织起来，“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29]作为单个点的工人被组织起来进而成立政党，是工人作为有灵性的个体或“单个点”，解决自身问题从而解决整个社会问题，包括实现经济正义的根本出路。为什么共产党人就能够解决“单个点”的非正义状态呢？这就是马克思在“无产者和共产党人”^[30]中所阐述的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如何实现的问题。总之，作为“有灵性的单个点”，工人的灵性就表现在把同属“有灵性的单个点”的其他工人组织起来，形成无产阶级的整体来消灭雇佣劳动，也唯有如此，才能彻底解决经济正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