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限度与生产过剩的瘟疫

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在带来前述“积极作用”的同时，给社会发展也带来了危机与矛盾。这些负面作用显示出自身发展的限度问题。也就是说，资本原则对社会生产的促进作用不是无限的，而具有有限性。研究这种“限度”能够使我们充分认识到，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所能起到的影响力及其程度，继而进一步发现并找到解决这种“限度”的科学路径。马克思在此也指出，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发展的限度可以通过两个后果表现出来，一方面是造成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的瘟疫”，另一方面则是产生资产阶级的否定性力量，即无产阶级。

“生产过剩的瘟疫”本质地指向因自由竞争带来的产品过剩问题。满足自我生存需要的个体生产时代，竞争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缓慢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伴随着人类对自然界的探索而展开。因个体生产的自我满足、自我封闭等特点，使人与人之间在生产环节中的往来不具有普遍性，哪怕在制造一驾马车过程中存在多个工种和程序，这种小群体内的生产协作与分工并没有将马车转变成为普遍的交换对象，或马车的生产不是为了市场化、商品化和价值化，而是为了使用价值或特定阶级、群体对使用价值的需要。只有当生产活动从独立的个体性转向普遍的社会化协作时，才能够在“关系”视域内考察这种生产活动，即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资本家之间乃至一般来说的生产主体之间展开的关系，来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

这种活动的首要特征是社会化，是在超越个体生产的自我封闭界限之外展开的。造成生产社会化的重要原因除了生产能力、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水平外，值得强调的还有生产目的的变化——由满足自我生存需要到满足他人需要，或从使用价值生产到价值生产。在价值生产与实现过程中必定会产生分工与竞争，工人之间、资本家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种竞争关系。这种竞争不仅改变着个别生产者的效率与产品数量，也会改变着同行业乃至整个社会产业的效率与数量。当然，资本支配下的生产活动，也必定是资本支配下的竞争与统治。存在于不同生产主体、生产领域之间的竞争，最终对社会总体生产状况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当生产活动以资本为起点时，则意味着开启了社会化生产代替个体生产的过程。由此，市场与竞争也形成并展开。市场把生产与消费通过交换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现代西方经济学把生产者有时也称为供应方，而消费者则被称为需求方。马克思并没有对市场的供求关系做量化研究，继而在量化模型与数据计算过程中对市场的流动性做出科学阐述，因为这种研究方式的对象集中在人与财富或直接说人与物的关系之中，马克思要研究的是人与人，特别是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一关系能够从根本上揭示出生产与财富分配过程中平等与正义等问题。马克思也一再指出，个别资本家为获利更多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必定要在个别生产率与产品数量上下功夫，在取得与同行业竞争者的比较优势后，通过提供更多数量的商品及其价格优势，达到实现商品价值形式的目的。如此，生产活动的另一种最终后果就是，当商品数量远超市场需求时，商品过剩与大量积压。

对于资本家来说，这是生产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现实，特别是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一方面，资本家要为生产过程预付原材料、工具等劳动资料的价格，另一方面也要预付工人的工资。在商品过剩从而阻碍了资本流通与利润实现时，要想收回预付资本与获得利润，就必须要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如果这一问题无法解决，最终就无法实现资本增值的根本目的。资本退出流通与生产领域与其本质要求是根本对立的。先不说解决过剩问题的方法如何，单就过剩本身来说，首先要承认其客观存在的状态，同时也要说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初期，自由竞争的结果就必然伴随着生产的过剩现象。虽然个别生产者的生产活动具有有序性，但同业竞争的无序性最终导致市场竞争与供应在一定程度上的无序。马克思将这种过剩形容为“生产过剩的瘟疫”。在《共产党宣言》中，我们并没有看到马克思论述产生这种过剩危机的根源与资本原则的关系，以及资本自身无法克服这种危机的必然性，也并未详细论证解决这种系统性社会危机的科学路径，这就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的展开留下了内容的基点。马克思在这里只是扼要地指出，产生过剩危机的原因在于“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造成这种“太多”或“发达”局面是因为“强大的生产力。”^[27]这里所说的生产力的强大，仅是与手工工场时期的总体消费能力、自由竞争的程度等因素相比较而言。马克思所描述的这个时代的生产状况，后来被凯恩斯称为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或“经济的无政府状态”^[28]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自由贸易的“原始状态”。这种状态的社会影响已经显现，即产品的过剩与生产活动的停滞。

这种生产过程中的停滞状态若继续保持下去，资本的获利目的就无法实现，还会进一步引起工人的大量失业。经济停滞带来的影响就会由经济领域延伸到政治等其他领域。这就是马克思谈到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发展限度的第二个方面的后果，即生产出了否定自身的对立面——无产者。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像不需要把资本的历史生成过程描述一番一样，马克思也并没有详细论述无产者的产生过程，根本原因就在于，《共产党宣言》的重点是要解决劳资双方的阶级对立造成的社会危机以及未来社会的科学发展路径问题。无产者是如何被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产生出来的呢？这种来历集中于生产关系中而不是就广泛的社会基础而言。(www.xing528.com)

首先，无产者的产生，无论是以数量的增加为表现形式，还是以自身生存状况的恶化为外在形式，都是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所谓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本质地包含着购买原料、设备等生产性资料的过程，还包括购买工人劳动力使用价值的预付工资。这两个过程都与市场交换、竞争、分工等因素密不可分。当生产活动中的机器普遍化程度不断提高，分工也随之越来越细，工人在最初被商品化、物化的基础上，继续被固定在复杂分工环节与流水线的某个单一环节中，从事“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29]。这样一来，工人在简单操作的机械重复中不但沦为了机器的附庸，失去了对劳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资本家也将工人成为机器附庸的现象当作“事实”，不把工人视为生产活动的主体来看待，仿佛原本不可替代的工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现在可以由机器的使用价值来代替，工人工资降低在资本家看来则是一种必然，工人不过是机器流水线上的“搬运工”而已。

但就整体来看，工人是否因为对自身所从事劳动的厌恶而离开机器与生产线，或直接放弃自己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原本工人得到的维持生存的消费资料就已经降低了，若再停止这种活动，则连这最低的生存资料也无法维系，岂不威胁到自身生存了吗？工人在此便陷入了“二律背反”的境遇中：继续从事这种生产活动，从自身主观感受上说是不情愿、不主动的；放弃、退出又无法维持自身生存，那么，要维持就不能退出或减少，而是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去从事本不愿意进行的生产活动。工人的这种处境，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总结为“工人为贫困所迫，就进一步加重分工带来的恶果。结果就是：他工作的越多，他所得的工资就越少”，“在最先使用机器的地方，机器就把大批手工工人抛向街头”^[30]。在《共产党宣言》中他进一步指出，“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价格，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越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越减少”^[31]。这些论述都说明，工人的生产活动与生存状况呈反比关系，劳动者作为财富的创造者却陷自身于极端贫困之中，这就是现实的经济领域的非正义状况。不仅如此，资本家对工人的“管理”更采取了“层层监视”的方式，工人在这种组织管理形式下，更感觉到不自在，加重了此前的那种厌恶、压迫的情绪，继而更感觉到自己与机器并无本质区别。随着机器、竞争、分工等上述因素的不断普及发展，越来越多的工人陷入这样的困境中。原本属于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或房东、雇主以及当铺老板等，现在也加入进来。无产者阶级随之不断壮大起来，这个普遍化的阶级是作为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产物向我们走来，并成为资产阶级自身的否定性力量。

由此显示出来的是资本与雇佣劳动发展的限度问题。在19世纪中期，无论是资本还是雇佣劳动，在“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阶段都达到了各自发展的限度。一方面，资本的发展带来了对社会生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生产的社会化、机器的普及以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等，都已经达到了当时发展的限度，“生产过剩的瘟疫”则是这种生产限度的最大负面作用。供过于求以及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已促使资本家着手准备新一轮的机器更新与新市场的开拓。另一方面，雇佣工人，无论原先是农民，还是小工业家或小商人等，在自由贸易与机器生产的普遍化趋势中，已经纷纷加入无产者行列，且在不断成为机器的附属进程中，陷入前述所说的那个“二律背反”的困境中。雇佣工人的生产与生存已达到了其所能够承受的限度，即工资不断下降的底线，以及为了得到更高工资而付出增加的劳动时间的上限。马克思把无产阶级在生产与生活中的这种限度总结为：“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没有财产”这一点也是全世界无产者的共同特点，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32]。

如前所述，发生工业革命从而将资本原则作为现代社会起点的国家，大多在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方面信奉斯密的经济理论。斯密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是资本私有制，手段是自由贸易。因此在生产活动开始之初，生产资料已被资本家占有和支配，就是前面已经分析过的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支配权问题，在斯密看来，这种私有制具有天然的合理性。马克思对工人失去生产资料的状况及其社会影响，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等文章中都有深刻的揭示，无产者所面临的非正义问题已被清晰地道说出来。特别是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视为不证自明的真理后，就彻底成为无产者的否定性力量。在生活资料方面，工人获取生存所需的唯一来源就是工资，但工人在获取最低限度的工资时，也便陷入了前述所说的那个“二律背反”中，导致他不得不去从事的生产活动成为他最厌恶却不能放弃的活动。进一步说，单个的工人是这样，整体的雇佣工人群体也都处于这种经济的非正义状态。简言之，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完整、普遍的社会力量，在失去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后，获取的生活资料也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甚至工作的劳动时间为此延长，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