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历史生成：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

以资本为前提的社会化生产，已通过两种外在的形式呈现出来：一是在一国国内表现为工业生产的革命性变革，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在改变着生产样式的基础上，也改变着商品的供应状况、商品的生产目的、生产者的身份，以及伴随工业化进程不断发展的城市化运动；二是在国际贸易与世界市场方面，新的商品销售市场、新大陆的发现，使工业商品随着新的国际贸易规则走向世界市场。财富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中被不断地创造出来，但同时也产生着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等社会危机，此起彼伏的工人起义与暴力斗争足以证明这一点。工人斗争的目的本质地包含着经济正义的全部内容。

随着财富的不断产生与积累，财富的分配及其带来的劳动者自身的极度贫困状况一再加剧，无产阶级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随着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而开始的。”^[22]资本的历史生成及世界历史意义就在于创造出了自己的敌对势力，即无产阶级，其因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而成为资产阶级的相对方。因对生产资料这一社会化生产前提的占有不同而造成的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被表达为经济正义的社会危机之全部内容，也成为资本及其发展造成的社会影响的本质内容。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并没有直接指出，资本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起点是支配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力量，这一工作是在后来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并在《资本论》中详细论证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资本能够“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正显示出资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控制力。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并没有展开对资本历史生成与发展具体细节的描述，而是将论述的重点放在资产者或资产阶级这里，原因就在于通过资产阶级的发展状况说明劳资对立前提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将经济正义问题作为阶级对立和冲突的直接后果揭示出来。这实际上也提示着，解决经济正义问题与消灭两大根本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同一个过程。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历史生成过程时，重点集中在区别“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继而系统论述了资本剥削的“秘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则重点分析了资本的人格化、社会化表达的历史生成过程及其社会作用。马克思将这种社会作用概括为“非常革命的作用”^[23]。

首先，这种作用是对封建的或直接说自然经济的体系造成的“破坏”。封建经济乃至整个自然经济时代，是以自我生产、自我满足为基本特征的，人们的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自我生存。个体生产本质地表现为一个满足自我需要的封闭系统，个体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过程中的联系基本不存在，偶尔的交换也仅仅是为了得到无法实现自我生产、自我生存又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这种生产状况被马克思称之为“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活动。处于这种自然经济形式中的人们，其生活状态并没有“田园诗”般的安宁与和谐，受到宗法的、封建的剥削倒是现实状态。众所周知，欧洲的中世纪，由于受到教会的控制，人们的一切社会交往都要受到宗法和教义的约束，以至于教会最终会以兜售“赎罪券”的方式行经济压榨之实。(www.xing528.com)

资产阶级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内打破了原先那种个体生产的“自我封闭”状态，不仅用机器大工业的普遍化生产代替了这种个体生产，更使原本“自我封闭”的个体生产者之间建立了广泛的合作与分工关系，继而又在此基础上产生出竞争等关系，从而人与人之间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普遍的联系。一句话，新的生产方式重建了新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资本的产生。自此以后，生产在目的、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改变是“钢铁战士、棉花骑士”对个体小生产者的胜利，是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胜利，也使人的尊严从受到宗教的剥削转而受到“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的剥削。生产活动在以分工协作、机器的普遍采用等因素基础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形式。这种“开放”不仅打破了个体生产的自我封闭状态，也以贸易自由、自由市场的名义将这种生产方式及其影响扩展到了世界各地。随着财富占有与分配的不平等，经济领域内的非正义现象也随着这种市场的“开放”与发展蔓延开来。

其次，资产阶级带来了“社会关系”的全新内容。机器、分工、市场等都是看得见的生产工具或手段等，那么因这些工具性因素而带来的“隐性因素”的根本变化，也同样本质地反映出资产阶级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若不能持续地对生产工具、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它就不能生存。资产阶级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或带来的变化，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个向着自身的目的建立起来的世界，主要表现在：（1）为满足交换价值扩大化的需要，生产与消费活动也逐步扩大到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在世界市场上寻找价格最低的原材料的同时，也把消费品销售到了世界范围。不仅物质财富的生产是这样，精神产品的生产也是如此，最终结果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24]挖掉这一基础所使用的工具是以资本为前提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特点是实现了社会化的生产，代替了以往的个体生产和自然经济形式，继而催生了交换价值和世界市场，将以前的使用价值生产取而代之。（2）这种“面貌”不仅体现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还包括农业以及社会生活中经济领域以外的一切方面。马克思用“四个从属”和“三个集中”来表达资产阶级给社会带来的根本性变革——告别旧秩序的社会变革。“农村从属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从属文明”“农民的民族从属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西方”等都代表同一个结果：以资本为前提的生产活动与生活方式，在社会化、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不仅使分工具有普遍性，而且更需要大量产业工人加入工业生产中去。这些产业工人的重要来源就是农民，农民“离土”的过程不仅是“失地”的过程，也是农村城市化、农民工人化的过程。同时，在包括农业生产在内的分工、机器的普遍应用等过程中，也逐渐采取了工业化的形式。这一思想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被马克思发展并总结为“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25]高度资本化的社会将资本对社会生产的影响扩大到最普遍的程度。

在以“三个集中”为结论的总结中，即生产资料、财富以及社会管理制度的高度集中基础上，马克思指出了资产阶级所具有的创造力以及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促进作用，他甚至感叹道：“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26]理解生产力的这种巨大促进作用的关键在于抓住“社会劳动”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作为人类历史生存与发展的手段，应该被分为“作为独立的私人而生产”和“以分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前者指个体劳动，后者就是这里所说的社会劳动。社会劳动的私有制基础则是指资本私有制。资产阶级作为资本私有制的主体，无疑也是社会劳动的主体。以资产阶级为主体、以资本私有制为基础、以雇佣劳动为根本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的社会化、工业化等方面，的确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促进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但是，在这种促进与发展中，也蕴含着资本主义制度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与危机，本质地包含着经济正义所要求的全部内容。这也是资产阶级对社会发展另一方面的影响，即其阶级性带来的社会基本矛盾，以及在此基础上雇佣工人的非正义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