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知道，名义工资或实际工资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工资本质的根本改变，社会现实中工人物质生活的改善并未根本改变被雇佣地位，劳资对立依然是牢不可破的“现代生产”的前提条件。这里还需分析以下问题：工人工资的增加，是否意味着资本家生产成本的提高？这种“双重提高”是否就等于说双方的对立关系已被消灭？
按照以往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说法，在“劳资统一”的观念中，生产成本的提高必定会带来工资的增长，不仅因为工资本身就是生产成本的一部分，还因为资本家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为自己从事生产，且后者也的确付出了更多的劳动时间，工资的增长则是情理之中。在马克思看来，这都是错误的。一方面，生产规模的扩大是为了适应市场竞争的结果。资本家为了同业竞争或开辟新行业的需要，势必要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的数量和质量，这些都离不开劳动力和机器的协作。人与机器的协作越普遍，生产效率也会随之提高，随之而来的是三重效果，即分工细致化、机器普遍化、生产成本呈现下降趋势。
工人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又有哪些新变化呢？先看看资本家如何安排生产和销售的情况，在前述三重效果中，资本家可以选择同等投入条件下以同等价格出售数量更多的商品，也可以直接降价销售，这就是以往讨论过的个别生产率与社会平均生产率的关系问题。个别资本家便有可能在同行业竞争中获利，但这在个别资本家那里也不会维持很久，随着同行业竞争的进一步展开，平均利润率下降到一定程度，甚至达到了无利可图的时候，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只能趋向于以下结果，“同一场角逐又重新开始：分工更细了，使用的机器数量更多了，利用这种分工的范围和采用这些机器的规模更大了。”[17]在新的利润增长点的寻求过程中，分工引起了更细致的分工，雇佣劳动的规模也随之扩大。资本的脚步走到哪里，雇佣劳动也随之被带到哪里，商品的市场价格、生产成本的降幅等因素，反而在劳动力的普遍化使用这一点上退居次要地位了。这是工人工资增加、资本生产规模扩大的首要影响，即雇佣劳动的普遍化伴随了资本扩张与竞争的同步过程。
资本生产规模的扩大带来的第二个影响是分工与竞争。竞争趋于激烈的同时，分工也会随之更加细致，共同服务于资本增值的需要。竞争对工人造成的影响在于，工人为了适应在普遍化的分工中产生的新岗位，势必与同行业之间的工人展开竞争，有时也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工资以便得到就业机会。在生产率提高、分工细化的前提下，自身工资却呈现出下降的必然趋势，因为越细致的分工，导致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技术、参与的工序或环节日趋简单化，不需要复杂的脑力劳动，这为工人成为熟练的单一生产环节的技术工人奠定了基础，从而为工资的整体下降趋势留下了可能。马克思针对这种情况分析指出，“工人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单调的生产力……他的劳动成为人人都能从事的劳动了。”[18]一种工作如果简单且极易操作，工资的下降则是一种必然趋势。工人在生产流水线上从事着单一环节的劳动过程，简单、机械且不断地重复，这是一件不能带来快乐反而令人生厌的事情。在这种背景下的个人工资要有很大的提高就具有虚假性了。普遍的分工与竞争最终导致生产过程越来越细致化、碎片化，从而使工人在单一生产动作的机械重复中失去了劳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相对于普遍分工与效率的提高所带来的利润增长而言，工人的相对工资必定处于下降趋势，最终产生两种后果：一是工人自身的劳动技能越来越简单且熟练，但工资却相应地大幅减少；二是工人之间仍存在竞争，由此引发不利于工人自身的循环——对单一的重复性劳动生厌，在重新就业过程中展开与他人的再竞争，以至于不得不在“同样恶劣的条件下出卖自己。”[19]随工资降低一并生产出的还有工人自身的贫困与贫困的工人群体，继而是整个社会的经济非正义状况，整个雇佣工人阶级处于贫困地位成为社会现实。这种经济的分化状态正是经济正义的异化表现。
此外，马克思还讨论了机器普遍化应用对工人的影响。这是在回应：大批先进机器设备的应用，会把大量工人抛向街头从而造成大量失业吗？机器会消灭整个雇佣阶级吗？这是持续至今的讨论话题。仿佛总有一天，机器会完全代替工人，甚至机器本身的生产也会由机器来完成。由于机器已经具备了人类的“智能”，假设我们沿着这种思考方式继续下去，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具有同等或高于人类智能的机器为了抢夺工人的岗位，会穷尽各种方法来控制、排挤人类，把人类——自然的生命个体，从工厂、学校、医院等各种场合赶出去，不仅是为了显示机器智能比人类智能高明，还要显示出，原本属于人类的工作岗位、名利地位、成就感等价值判断的一切领域，现在都属于机器了，乃至机器也可以称为资本家。假设这一切成为现实，机器人群体是否也会出现贫富分化等差别性存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机器人之所以被本质地称为机器，其生命不是建立在自然属性和使用价值之上。人类赋予机器一定的行为能力并代替人本身从事有限的生产活动，目的在于辅助人类的劳动过程，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我们无法想象机器、机器人代替人类成为生产活动乃至地球的主人，否则，来讨论经济正义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事情。(www.xing528.com)
即便机器乃至未来的人工智能得到极大发展，推动这种发展的力量也应是人类自身，即在人类智能的控制下使用机器服务于劳动活动。但就我们讨论的主题来说，能够制造机器的工人和那些在生产流水线上操作机器进行简单活动的工人而言，二者之间并没有差距。大批工人依然处于两种情况之中：一是随着机器的普遍采用失去了自身的工作，二是在机器被制造出来后，被迫转向更简单、收入也更低的工作。“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越大，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他们的工资就越减少。”[20]这里的减少不仅包括实际工资，还包括相对工资。
即使原本属于“较高社会阶层”的小产业家、小食利者，在分工和机器的普遍采用、产业升级、市场竞争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也会加入失业的队伍中从而成为雇佣工人。这样一来，整个社会被普遍地归为两大根本对立的阶级：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生产资本或许被投入新兴产业和市场，对劳动力的需要总呈现出一个根本特点：降低工人工资以便“购买”到更多的劳动力使用价值。无论世界市场如何变化，变化的只是生产地点、销售区域等因素，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特别是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支配与使用这一点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资本以世界市场的名义寻找到了一个新的获取利润的区域。在所谓“新兴市场”上所出售的商品，与其原产地相比，仍然是实现价值增值的物质载体。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占有和使用，不外是从一个区域转移到了另一个区域，对那个“新兴市场”而言是“尊贵的”，但对自身本性来说，从未改变资本的野蛮性。这种野蛮性揭示的是资本的增长、扩张及增值的本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资本增长得越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越厉害。”[21]资本的快速增长与工人工资的减少是一回事情，尽管二者之间往往隔着分工与机器、市场与竞争等所谓的市场要素。经济活动中那些稳定不变的规律性的东西，仍存在于当前的生产活动中，资本也离不开雇佣劳动这个最根本的增值要素。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便通过工资及其本质被揭示出来，工资不断缩减的趋势昭示着：劳资对立前提下的经济正义不具有可能性，就像在政治与社会领域内也不具有可能性一样。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强调劳资双方是一种“交换”关系，但交换双方的目的各不相同。资本家目的在于得到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活劳动”；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使用价值，目的在于得到维持自身及家庭成员生活所需的工资。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交换”关系体现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资本也应被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交换”完成后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占有和支配关系。这种观点改变了以往把资本理解为“物”的看法，资本被置于“关系”视域中来理解，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对资本原则的把握过程中的具体应用。
社会历史的全部内容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史。这种关系的内容在资本原则出现并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前提后有了根本性变化，使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样式，尤其是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内容——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占有和支配，成为资本给现代社会“定形”并体现这一节点的生产关系。资本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它随着一定生产方式的出现而出现，也会随着相应生产方式的灭亡而改变。资本不仅具有社会性，也具有历史性，它不像以往政治经济学家们认为的，既然资本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因自然具有永恒性，资本也具有永恒性。资本对于劳动过程的意义，特别是对雇佣劳动的意义也获得了社会历史性的表达，即这种意义不具有永恒性，在一定历史阶段伴随一定生产方式而产生，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支配从而引起的经济正义问题，也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被消灭，从而实现经济正义的价值诉求。这是马克思多次在其著作中提出要“消灭资本”的原因。这种对待资本的批判性态度，及对解决经济正义问题、实现人类自我解放的路径探索，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进一步真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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