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论以“雇佣关系”为前提的社会危机之前，马克思为何要列举一系列的工人革命活动？他曾分析指出，不仅因为这些革命活动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更因为需要从经济关系等方面来分析爆发这一系列革命斗争的根源。这一时期的革命活动在现实中已经蔓延到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从英国、法国、德国到意大利、匈牙利、波兰等国。表面来看，这些革命活动是工人阶级与君主制、共和制的斗争，但实际上，也正如马克思所说，革命斗争既关乎资产阶级的生存，更关系到工人阶级遭受奴役的状况，前者的生存恰是以后者的被奴役为前提。这就等于说，工人阶级的革命活动是由于经济的根本问题而爆发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深深地植根于“经济关系”中。但经济关系内容复杂，经历了从采集狩猎等自然活动，到交换、分工、货币等现象逐步出现的过程，这其中更包含着前面已经分析过的，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到人与人的关系的转变。马克思并没有从工厂生产的机器化与产品数量关系供过于求的非均衡性等细节入手来分析上述发展历程，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主要论述了以下三个基本问题：第一，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第二，各中间市民阶级灭亡的必然性；第三，欧洲各国资产者受英国奴役的具体状况[4]。这些论述本质地体现出对经济正义的全部诉求，经济活动中的非正义现象及其产生根源也在前述几个问题的具体分析中得到澄明。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要从根本上完成对德国哲学的“原则高度的批判”，而现实中，推翻旧制度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唯有寄希望于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的等级”，才能推翻“普遍的不公正。”[5]从这里可以看出，经济正义早已成为社会普遍的价值诉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思辨立场并在论证异化劳动的过程中，表达出黑格尔的抽象理性对于解决劳动的异化状态没有现实意义的观点，预示着新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创立的必然性。虽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分析过工资、地租和利润等问题，但也只是从理论上阐明，这些“报酬”并非像以往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都是劳动的产物。劳动与资本并不具备天然的统一前提，无论是在所有权方面，还是在政治、法律等方面，都不能模仿宗教的“众生平等”观念，二者在市民社会中就处于不平等状态。通过对“劳资统一”的批判，马克思得出了“劳资对立”的结论并阐述了其在市民社会中的现实表现。但新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什么，以及异化劳动反映出的被剥削程度如何得到经验证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并未涉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种新的“历史观”及其内容被阐述出来，新的社会科学方法也由此诞生。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随后的分析中，马克思将重点集中在资本私有制的虚假性以及对未来社会发展的预测与论证上，工人作为实现上述历史任务的主体所承受的被剥削程度，同样并没有进行论证。如果说此前的理论批判工作主要是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旧方法论，从而创立新的方法论原则，进而把这种新的方法论运用到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中，得出关于资本批判的科学结论，那么，现在应该用经验的方法来论证“资本剥削的秘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消费”过程。(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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