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解决经济正义问题的科学路径，是思想家们历来不断努力的理论任务。面对市民社会的贫富差距等反映经济正义本质内容的现实危机，黑格尔利用他的抽象理性主义，在《法哲学原理》中构建了“人民与贵族的联合”的专政形式。这里的“人民”显然不是处于被雇佣地位的无产阶级，而是经济上取得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国家构建法的体系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上述“联合专政”的合法性。理性的思辨服务于国家与法的需要，哲学再也不是“私人的艺术”之类的事情，而是服务于政治需要的精神体系。但再精致的“需要的体系”也无法解决市民社会的前述现实危机问题，黑格尔本人也感叹，“怎样解决贫困，是推动现代社会并使它感到苦恼的一个重要问题。”[1]蒲鲁东也力图解决同样的问题，他也曾指出，“当今的各种权威虽然彼此互相倾轧，毕竟还是联合起来与这个企图吞没它们的怪兽作斗争”。他既批评了“社会主义者”对“政治经济学”的嘲讽，认为前者所主张的“联合”与“公有”滑向了“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深渊的边缘”，也批评了“政治经济学”对工人工资低微抱怨[2]的束手无策，最终指出“社会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就像政治与宗教那样格格不入。
既然“社会主义”与“政治经济学”都不能解决社会危机并实现工人对经济正义的诉求，蒲鲁东认为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暂且不论他如何批判以往的哲学在内容上是何等的“贫困”，也不论他如何批判“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基础是何等的虚无缥缈，让我们先看看他本人的观点。“成本、卖价、工资都无法精密地确定，又怎么可能计算出剩余和利润呢？……每个公民都有通过自己的经营获取利润的同等权利。”[3]可是我们已经知道，即便是在19世纪中期前后，成本、利润、工资乃至剩余价值等都可通过实证的方式得到精确的计算。每个公民所谓的具有同等获取利润的权力这件事情，在现实中是有差距的，以至于连黑格尔这个坚定的私有财产的维护者，也感叹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给社会带来的病症与危机。实际上，否认这种事实上差距的客观性，就已经犯了他所批判过的“政治经济学”家们的错误，后者也曾坚称“劳动创造财富”且最终能够实现“国富民裕”的发展目标。但事实却是，具有同等权利的工人却依然处于极度贫困状态，或直接说经济的非正义状态。马克思如何批判蒲鲁东的观点在此不再作为论述的目标而详细展开，引用蒲鲁东的观点无非是为了证明：在马克思努力论证并寻求雇佣工人摆脱非正义的被剥削状态的同时，作为与他同时代的“思想家”也在极力批判着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唯有将他自身的批判理论推向更科学的程度，才能够具有理论的说服力，展现解决时代问题的科学性。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不仅总结了频繁爆发的工人起义是为了生存与正义而进行的斗争，更在“新历史观”的指导下，具体分析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为消灭雇佣劳动、实现经济正义进行了持续批判。(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