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达默尔谈黑格尔的哲学,思辨哲学的困境

黑格尔在谈到他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看法时就曾说：“需要并不是直接从具有需要的人那里产生出来的，它倒是那些企图从中获得利润的人所制造出来的。”市民社会的统治阶级需要的不只是消费品，更是出卖劳动产品后的丰厚利润，但劳动产品的生产过程却不是由自己，而是由雇佣工人来完成，这事实上已经承认了现实的等级分化。这种经济活动及生产方式带来的变化，不仅产生了市民社会“不劳而获”的统治阶级，以及“劳而不获”的雇佣阶级，更产生了市民社会的贫富分化与阶级对立。黑格尔作为时代的“思想制造者、引领者”，不可能看不到这种“社会裂痕”或危机。他也曾指出，“分享普遍财富的方式和方法，任由每个人的特殊性去决定，但是市民社会之区分为众多普遍部门乃是必然的。如果说，国家的第一个基础是家庭，那末它的第二个基础就是等级，等级之所以重要，就因为私人虽然是利己的，但是他们有必要把注意力转向别人。”黑格尔将现代生产中的分工称为“众多部门”，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是等级的产生与私有财产的必然性，他通过这种分析最终承认如下事实：就个人来说，“各个人的财富和技能的不平等”成为必然，就社会来说，“一方面，穷奢极侈，另一方面，贫病交迫，道德败坏。”^[5]劳动者在市民社会中生存状况之恶劣程度有多大，对经济正义的诉求就有多高。黑格尔一方面要在市民社会中分享“普遍而持久的财富”，另一方面又把利己心和私有财产的必然性视为市民社会的天然基础。那么，在承认巨大社会阶级对立的前提下，又如何让处于根本对立的两大阶级分享这个所谓的普遍财富呢？黑格尔在对市民社会的观察过程中未对贫富分化等现实问题“视而不见”，但其解决路径确实也没有发挥实际作用。要想解决此种时代的“社会病症”，就必须要寻找到更科学有效的现实路径，马克思完成了这一任务。

加达默尔在总结19世纪哲学的基本特征，并力图描述20世纪的时代特征与哲学基础时，也认为无法绕开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不仅因为其在思辨性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更因为利用这种思辨性所开创的关注社会现实的方法。加达默尔肯定这一点并指出，“我们时代的问题，即在一个完全由科学支配的社会现实中人如何能够理解自己。为了准备我们自己的正确答案，也很值得考察一下黑格尔的回答。因为黑格尔哲学通过对主观意识观点进行清晰的批判，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而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加达默尔在论证20世纪哲学总体内容的应有之义时，既要与黑格尔的方法相区别，又不能脱离20世纪的现实基础。他批判地指出，科学对世界的安排使人的生活处于一种“边缘状态”，这一论断与黑格尔切中19世纪“贫富分化”的社会现实本质相同。与之不同的是，加达默尔在关注现实危机的同时，也强调在解决方法上要扬弃黑格尔那种“概念立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概念的天真”，要克服这种错误则要向古希腊人学习，“抵制概念的独断论和对体系的强烈要求过程中，要向希腊人学习”^[6]。虽然加达默尔阐述了自己反“概念”的立场，但他的“解释学”对于解决现实危机、实现经济正义又发挥了多少现实作用呢？就像柏拉图要用理念论来解决古希腊的民主危机、海德格尔要用“此在”解决欧洲虚无主义的社会危机、罗尔斯用正义观念去解决英美功利主义的现实危机一样，概念的立场或理论体系的建立虽然是一种理论的进步，是“思想的设计者”，但如果不能运用到解释现实危机，而只独立于现实问题之外，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时代表现。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上述概念的立场或理论体系有着本质不同。

这种不同不仅在于马克思本人所说的“解释解释”与“改变世界”的区别，而且在于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与了“改变世界”的革命活动，更在于马克思创立的那些“改变世界”的理论与方法，这些对于人的生存状况的根本改变、经济正义的实现，乃至当代中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都具有真实意义。这也是马克思的思想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本质区别，这种区别较为详细地展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主要表现为“新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方法的诞生。正如洛维特在评价这种新旧社会科学方法的更替时所说的那样，“在黑格尔那里，现实世界的老化是与哲学的最后一次年轻化同步的，而在预言未来的马克思那里，已被终结的哲学是与现实世界同旧哲学相悖的年轻化同步的。……也就是说，哲学成了马克思主义，成了一种直接实践的理论。”^[7]黑格尔眼中的“现实世界的老化”并不是指社会生产方式等具体问题趋向衰落或消亡，而是指以往话语体系不能解释现实世界的伴生问题，这促使黑格尔要创立全新的话语体系来完成这项任务。黑格尔不但创立了以绝对精神为最终发展目标的理性主义体系，同时也创立了解释这种精神成长史的方法，并用它解决普鲁士王国的现实危机。 (www.xing528.com)

当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力图通过“主奴关系”的论述来消除市民社会贫富分化等非正义现象时，其理论本质无非是想达到私有制合理性的理论化目的。但越是捍卫私有制作为市民社会基础的必然性，劳动者贫困之根源就越处于未澄清的状态。对私有制合理性的捍卫程度实则等于劳动者受剥削的程度，这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已看得十分清楚。即便像黑格尔说的那样，主人与奴隶处于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奴隶通过劳动陶冶了事物，即改造自然物的本来面目并为人所用，主人却得到了奴隶的最终劳动成果，奴隶生产出了“物”的独立性却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奴隶的不自由不仅表现在受控于主人的权力，其劳动所得被主人占有，而且对自己来说还带着“枷锁”，生产出自身的依附性与贫困状态。所谓奴隶的自在自为，无论就劳动结果、经济处境，还是劳动过程中的主观感受而言，都不是一种现实性，“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也只是像“飞矢不动”那样的文字推理，现实中的贫困、苦恼以及对劳动的逃避才是真实的存在，或是待解的现实问题。“苦恼的意识”在进入下一个精神成长阶段后得到了发展，但奴隶自身的生存状态已然没有任何现实的改变，经济地位的非正义状态仍是社会危机的真实表现。

推广开来，普鲁士王国的社会危机即便得到最严密的理性论证，现实社会中的绝大多数病症都被纳入理论论证中得到详细阐述，理论的严密与华丽程度从根本上说，也无助于诸种危机的解决。黑格尔力图使哲学年轻化，即便能实现这个目的，也只是创立了一个“解释世界”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看到了这一点，在其早期思想中，不仅表明了要消灭私有制的理论态度，而且还要创立新的社会科学方法来完成这一任务。虽然后来的哲学家诸如加达默尔等人，不断地将黑格尔称为关注“社会现实”的第一人，洛维特甚至说黑格尔能够“把现实当作哲学的惟一内容来把握”，但他同时也承认，“世界在黑格尔那里成为哲学的，这就要求哲学在马克思那里同样完全地成为世界的。”^[8]这两种观点的争论集中于一点：如何科学而真实地解决社会危机、实现经济正义这一根本社会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决不能囿于哲学——思辨的理性范围内，因为人类生存的首要问题是解决生命、生理等现实问题。马克思首先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旧哲学的方法提出批判，指出了它们的本质局限，“一般意识形态”就是对这些旧方法的概括性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