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正义实现的理论路径：超越一般意识形态

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已经找到市民社会危机状况产生的根源，揭示了劳动者生存状况的恶劣程度，并认为其本质地反映出经济正义乃是劳动者或市民社会之外的发展目标与追求。市民社会最大的秘密就在于那个国民经济学提供的被预设为不证自明的公理：私有财产及其合理性。通过前两章的分析，我们已认识到，在把财产或财富理解为具有使用价值的“有形物”，一切经济活动目的都围绕使用价值展开，这使得对经济活动规律性的总结也受到了制约，在讨论交换目的、分工发展、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等诸多具体内容过程中会始终囿于人与自然物之间的关系而展开。人（劳动者）与人（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在国民经济学眼中如何呢？这一结论总是通过人与物的关系表达出来：每个人作为劳动者必然地通过占有劳动成果转变为财产所有者，每个个体在财产所有者的身份面前，即便有交换和分工，也是彼此独立与孤立的个体。以这种独立性为基点，劳动者与资本家都是劳动过程的参与者，独立、平等、协作便成为人际关系的基本内容，乃至被凝练为市民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得以传承。

但问题在于：如果按照这种基于人与物，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市民社会就不存在经济正义问题，“国富民裕”不再是预期而是真实生活，但事实却与之相反。贫富差距、分配不公、财富创造者却不是拥有者等经济正义的本质内容在社会现实中都不具有实在性，经济正义反而成为一种紧迫的社会预期。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从人的现实生活出发来做一个基本判断，就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即作为“有生命的个人”^[1]，要满足生命肉体的存在需要，就必须借助有机自然界来实现。生理需要与自然界所能提供的使用价值合二为一才能体现这种生命的存在与延续，人的自然属性就说明了这一点。离开自然界提供的有机物，个体生命也将无法存在。满足了生命存在需要的人也会从事这一界限之外的活动，从而在劳动中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诸种关系，如果没有人类的这种关系而仅停留在物的获取与生命存在视域内，人与动物就不会有本质区别，就像人类社会与动物群体没有本质区别一样。因此，超越物的需要的人际关系则是人的社会属性或本性要展现的内容。马克思后来重新研究交换、分工等内容，正是基于“本性”来做出论证的。

具体地说，以物的直接交换和生命需要为内容，代表的是个体生产或小生产活动，超越这一层次的交换代表的则是机器工业生产，或现代生产活动，两种不同的生产条件下，其他活动环节的内容也必将被重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这一情况恰恰包含着双重证明：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2]“为了本身的实现”而需要的私有财产是指以获取自然物为目的的生存需要，劳动活动的前提是自然资源的“无主”状态，结果是获取生活资料以满足个体的生命延续，同时产生了小私有制。但“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不是指消灭生活资料，而是要消灭获取生活资料的前提，这个前提已从“无主”状态转变为“私有”状态。在生产前提发生了本质变化背景下，用来论述自然经济状况的理论内容也必然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经济活动。以私有资本为生产前提、以机器工业为普遍样式的现代生产，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展开的社会背景和研究对象。“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也不是要消灭个体生命延续所需的生活消费品，而是指生产出这些消费品的前提条件——生产资料的资本私有制。马克思认为正是这个前提把劳动转变为了雇佣劳动。简单地说，丧失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个体劳动者所从事的劳动活动，不再是自给自足的方式，而是一种雇佣化、异化的劳动过程。这种劳动的存在，使得贫富分化等经济非正义现象也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基于雇佣劳动的现代生产所造成的经济正义问题，在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已发现并揭示出来，西斯蒙第就比较完整地观察到了法国社会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经济正义已然是当时法国紧迫待解的社会问题。西斯蒙第注意到生产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但他把需要仅仅理解为物质需要，或对物的自然属性的需要，他没有注意到，作为机器工业的普遍生产方式，结果就是生产出数量远超出自身需要的使用价值，岂是个体物质需要能消费完毕的？这就必然存在超越自然需要的生产活动与目的问题，也是一个财富概念面临重新被定义的问题。西斯蒙第对此种社会现象的关注相对萨伊、斯密来说，取得了可贵的理论进步。他深刻指出市民社会的社会危机已经表现为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以及在政治领域内表现为阶级对立的事实。基于这一理论事实，有理由将西斯蒙第称为“有力地提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社会阶级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形成的第一人。”^[3]但遗憾的是，西斯蒙第并没有从这个结论出发，指出一条破解这种双重对立的科学路径，从根本上解决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继而实现经济正义之诉求。他只是将这种对立归于生产与分配的关系，是分配不公带来的这种贫富分化。关于利润的论述，西斯蒙第与庸俗政治经济学并没有本质区别，他也未能将经济正义产生的根源归于资本独立运动的本质要求和必然结果，仍旧将利润视为与工资、地租具有相同本质的劳动的产物。最终，在西斯蒙第主张维护小生产者利益的根本立场之处，我们看到的是他的理论局限：与其说是政治上的资产阶级立场，不如说在对经济活动目的的把握方面，没有超越使用价值这一物的自然属性，对于新生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未能采取科学的理论态度，未能认识到这种由工业革命所开启的现代生产方式，是以超越个体需要、自然经济、使用价值为根本特征的。马克思对于同样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无产与有产的根本对立等社会问题，恰是能够将其置于现代生产的视域中，这也是马克思一再强调的现代社会的起点。对雇佣劳动与资本关系的批判和反思、对现代市民社会的批判，根本的是要完成对资本原则的批判，这样才能科学地切中市民社会经济正义问题的秘密。(www.xing528.com)

国民经济学家在对经济现象的研究中，只要未曾超越使用价值与生命需要的界限，就难以逾越人与物、人与自然的视域，且始终会坚守私有财产及其合理性的底线。但问题却是：人性仅仅等于天性吗？私有财产及其合理性真如国民经济学家所说的具有先天的不可置疑性？财富仅仅与自然物画等号吗？既然财富就是从自然界获取自然物，不管是以农业或手工业的方式，自然界的永恒性及其发展史则理所当然地就成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史，即人类社会史=自然史。与国民经济学同时代并肩负为其提供方法论的古典哲学又如何解释这一切呢？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不仅承认私有制的合理性，更将私有财产的主体设定为人性，即抽象人格。他们看到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不平等现象，所以坚称只有在精神领域的抽象人格才具有真正的平等性，这就等于把研究对象从人转向了抽象的人性。如此一来，不但在精神上实现了平等，且进一步以独立人格为基础，建立了精神自我运动的概念体系，以概念推演的理性主义方法代替了现实的人的生活。这种理性法则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应用产生的是原子主义个人，被国民经济学家命名并作为研究对象的猎人和渔夫就是其典型代表。不仅如此，他们还是交换主体及其活动的现实模型。以私有财产为前提和目的、以原子主义为主体、以平等对立为原则，最终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特征。马克思早期著作不仅要完成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具体观点的分析批判，更要完成对其采用方法论原则的批判，才能在彻底扬弃理性主义方法的基础上，开创能够打开劳动与资本对立根源与秘密的真正科学路径，为未来社会经济正义的实现规划科学的发展蓝图。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4]这里的“唯物主义”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单一内容的旧唯物主义，而历史不仅指人与自然，更重要的则是人与人（社会）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就从人（雇佣劳动者）与人（资本家）的关系出发，在研究社会生产史的过程中重建历史的观念，创立了新历史唯物主义，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乃至社会科学方法推进到新的理论高度，为阐明劳动的新时代本质剔除形而上学因素，为探索经济正义及其实现路径提供理论指南。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方法论的具体内容及其产生过程详细展开的文本基础。这些根本问题既包括对劳动的资本私有制前提进行的深入批判，即对所有制问题的系统论述，也包括对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观点的批判，即对蒲鲁东的批判性分析，更包含对雇佣劳动与资本关系的进一步论述，这些理论问题都本质地与社会危机、经济正义及其出路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