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作为政治经济学的话题不是由马克思首次提出，更不是政治经济学特有的研究对象，在黑格尔思辨哲学以及当代科学那里，都得到过不同视域、不同角度的阐述。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视域中的需要，是一个与雇佣工人的生存状况联系在一起的现象，或者说是与经济正义本质地连在一起的社会现象。
需要在政治经济学视域内表达的是人类自我生存与发展一种状态。人的生存首先表现为生理需要，即对吃穿住喝等物质资料的需要。由此也可以说，具有生理需要的人，是现实的人而非概念的、理性的、抽象的人，即需要的主体是现实的人，客体则是自然物或直接说使用价值。获取自然物满足现实需要的方式、中介就是劳动活动。马克思就是利用劳动活动的真实过程，既解释了人的生存方式，又阐明了2000多年以来哲学史争论的焦点问题——主客体及其统一问题，进而澄清劳动过程不是首先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更根本地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现代形而上学——古典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只看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未能将第二个关系所揭示的内容纳入研究对象中来，造成其结论只能囿于理性的自我思辨中，从而无法解释现实的人的生存及其历史发展问题。前面提到的斯密“个体积累”的观点就属于这种情况。
黑格尔将以人与自然为核心内容的“需要”的实现方式，即劳动称作“给物以定形”，围绕个体生存需要构建了所谓的“需要的体系”。在他看来，个体都有自身的具体需要，满足这种需要都得借助他人的劳动才能实现，由此，需要得以实现的方式——劳动，就具有普遍性特征。“各个人的特殊性首先在自身内包含有他们的需要。这些需要满足的可能性在这里是包含在社会的联系中的。”[46]如果说斯密的“个体积累”本质地反映出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在黑格尔“社会的联系”的观点中，我们应该看到，黑格尔已把需要的本质建立在超越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上，将其理解为人与人的关系。但在《精神哲学》中，这种需要的主体不是现实的人（person），而是人性（personality）这一抽象概念。整个黑格尔思辨体系所论证的精神发展主体，都指向人性，从而使理性的思辨成为“需要的体系”的本质。对现实的人的生存问题的讨论，仍应回到政治经济学中来。
无论是在自然经济内，还是在国民经济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工业生产时代，还是马克思进行的异化劳动批判视域内，作为具有生命并从事现实劳动活动的人，必须使自身生命与生存得以维系，并能保证这一活动的持续性，因此都离不开“需要”的满足。但马克思在此强调的是，“需要”的主客体在资本控制了劳动活动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就打破了国民经济学长期以来坚持的观点——那种囿于人与自然或获取使用价值的看法。资本家成为“需要”的主体，客体或劳动目的也不再是生存需要，而是资本获取利润的需要，即一种使用价值之外的需要，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交换价值或剩余价值。异化劳动越是被发展到普遍化程度，越能说明资本获取利润的需要也被扩展到最大化程度，因为资本控制了生产的前提——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劳资双方根本不是国民经济学家所说的生产中的平等关系，利润也不像国民经济学家说的那样，具有与工资、地租相同的本质——都是劳动的报酬，同时也间接证明了后者所持的“三方协同”等观点的虚假性。私有财产是劳资对立的前提，而“需要”的主客体发生根本改变则是劳资对立的直接后果。
在异化劳动的状态下，工人的“需要”仅局限于工资范围内，对劳动者而言，意味着经济状况的绝对贫困和社会地位的被统治被压迫，即便自身劳动活动如何勤勉，再多的成果积累也不会使自身处于富裕地位，马克思所批判的四个“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他甚至用“有害的”“招致灾难的”等词语来形容，这种灾难的极端后果是，“如果他有两个孩子，其中两个必定饿死。”[47]这是对国民经济学所说的勤勉的劳动能够养活四个孩子的针对性回应。财富的创造者竟会沦落到这种经济状况中，对经济正义的呼唤则成为一种必然。生产者失去了自身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失去了自身的自由与权利，资本家却得到了最大化的利润。马克思利用宦官对君主的屈从与献媚，来比喻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这种全然超出真实生存需要的主观欲望，远远超过了宦官对君主的献媚程度，马克思有理由将其叫做“工业的宦官”。与这种比喻意思相同的，还有“基督教教义的爱”“苍蝇飞近涂胶杆的弱点”“僧侣接近人心的途径”以及邻居那“格外殷勤的面孔”等，这些无不透露出资本逐利的贪婪性。马克思把这种超越人类生存正常需要的资本运动也视为是一种“需要”的异化，并将其内容概括为：“一方面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或者毋宁说这种精致化只是再生出相反意义上的自身。”[48]前者是就需要得以满足的生产过程而言，后者则是针对异化劳动满足资本需要来说的。(www.xing528.com)
“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是指基于分工、生产投入的具体细致化在人为控制之下，以便达到产出或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它也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话题和研究目的之一，即用最少的投入实现最大的产出，来满足资本家对利润最大化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最低限度的工资被精心计算过程“精致化”了，即把维持单个劳动力生存的最低工资数，作为本企业所有雇佣工人的“普遍的标准”，从而达到了理性的“精致化”程度。所有的个体差别及自身的特殊性均被抹杀，工人在这种“普遍的标准”中，就都成为抽象的存在，即无差别的生产工具而已。这与“泰罗制”的生产方式具有本质相同的地方。国民经济学家那里的“国富民裕”，或者说勤劳致富的理论说辞，在上述理论分析中早已瓦解，实际结果不仅相反，而且是“招致灾难”的。说什么国民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的科学”，是“关于惊人的勤劳的科学”，压根这一切都是谎言。在连国民经济学都产生困惑的“历史之谜”所表达的现实危机面前，又如何反驳这一点呢？国民经济学的这种观点，在马克思看来只能是“最道德的科学”了，这是对资本家压榨工人的最佳讽刺。资本家的道德就是对雇佣工人最大的不道德，因为“需要的异化”从根本上就是因资本的需要而产生的。国民经济学为资本家的“道德”提供了理论话语与论证体系，在维护私有制、盘剥工人的立场上具有相同的本质。[49]
资本“需要”的最大化就等于雇佣工人“需要”的最小化，这是劳资对立的直接后果，也是经济正义的最大问题。马克思再次对国民经济学看似相反实则相同的两大派别进行了分析批判。一派以罗德戴尔、马尔萨斯为代表，他们主张奢侈，反对节俭；与之相反，另一派以萨伊、李嘉图为代表，他们提倡勤勉与节俭。他们都认为只有自己的理论观点才有助于实现“国富民裕”的正义状态。马克思则指出，普遍富裕不仅涉及生产环节，还关系到分配制度等问题，上述两个派别的理论立场都不会推动“共富”的实现。自然经济条件下要受到政治制度的制约；在资本私有制前提下，单就生产的前提来看就已是一种非正义、不公平状态，即前述反复提到的雇佣劳动制度的存在，使劳资双方不仅在经济地位上处于对立状态，在政治、社会地位上也不会处于平等的关系之中，工人仅比封建时代的农奴从政治等方面获得了所谓的人身、言论等自由，但在经济领域特别是生产资料的占有方面，则完全处于被动状态，甚至是那种对自身“有害的”“招致灾难的”境地。“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50]，这不是一种虚构的事实，而是一种真实的社会现实。对待劳动的态度像对待瘟疫一样，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这种劳动已经转变为雇佣劳动——市民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资本在这种生产方式中所起的作用及其要达到的目的，与漫长的人类文明史或生产史全然不同，特别是劳动者在以资本为起点的社会化生产过程中，处于被强制的“物化”状态，就像马克思说过的那样，人转变为雇佣工人。
这一转变还等于说，工人失去的恰好就是资本家得到的，这也是私有财产与雇佣劳动关系的本质所在。尽管市民社会号称是一个自由、平等、博爱与具有普遍性人权的社会，这与中世纪相比确有说服力，但在泰罗制生产方式、物化与商品化与雇佣劳动等现实面前，上述口号内容以及奢侈与富裕只属于资本家，工人只拥有贫困、苦难与逃避劳动的强烈愿望。这里的深刻矛盾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一方面，我们说劳动是人满足自身生存的根本手段，只要停止以自然物为对象的劳动，人类自身的生存需要就难以维持；另一方面，我们又说劳动者又像逃避瘟疫一样来对待所从事的生产活动。难道劳动者不想使其自身生存下去吗？这显然存在矛盾。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人逃避的不是那种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劳动，他们当然知道这是自身有机体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方式，他们要逃避的是那种资本控制下的、不以获取自然物满足生存需要为目的的劳动，即雇佣劳动。
马克思评论国民经济学两大派别的争论时指出，“双方都忘记了，挥霍和节约，奢侈和困苦，富有和贫穷是划等号的”[51]。工人的劳动力相对于财富的再生产来说，具有持续性，相比于自然资源或生产资料来说，更具有主动性，马克思称之为“活劳动”。对工人“活劳动”的占有与挥霍之过程，既生产出了资本家的奢侈与富有，也生产出了工人自身的困苦与贫穷。画等号的是失去（工人）与得到（资本家）的财富数量，对雇佣工人而言，这就是一种非正义状态。马克思有理由把国民经济学“劳资统一”的这一理论前提叫做“天堂般的原始状态”“虚构的原始状态”。国民经济学虽然也注意到了市民社会的贫困状态，但他们无法解释这个“历史之谜”，一直认为“劳动是人用来增加自然产品的价值的惟一的东西，劳动是人的能动的财产”[52]，这仍在重复“劳资统一”的旧观念。马克思为了进一步说明其虚假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专门利用“增补”继续论证这一问题，也为经济正义的真正实现增加理论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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