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的形成：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的分析

无产阶级的产生是破解国民经济学“劳资统一”虚假性的根本力量，这是由这一阶级的经济地位与社会诉求决定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只是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以及它所处的现实地位——受压迫的非正义状态。但有两个问题还未得到详细阐述：一是无产阶级与私有财产的关系；二是无产阶级的产生过程，以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如何与资本处于对立状态。这也是经济正义视域内要求解决的根本问题。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一文中论证了无产阶级的产生过程。

同样面对社会变革，处于法国大革命高潮时期的黑格尔并没有投身到政治与革命活动中，反而在《精神现象学》等著作的写作中，用思辨与精神运动的方式书写着对理性和政治革命的态度。《精神现象学》将理性主义发展到最成熟状态，被马克思称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6]。此后的黑格尔研究者在抽象的思辨领域，始终未能超越黑格尔前述那种对待私有制的态度，诸如鲍威尔兄弟、蒲鲁东等。唯有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待同一问题时主张彻底消灭这种所有制形式，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属于国民经济学的独断预设，也唯有在实现消灭私有制这一社会目标基础上，才能使经济正义——属于劳动者的经济正义成为可能。

恩格斯对无产阶级产生过程的论述，是从对18世纪的时代总特征之概括谈起。世界历史进入18世纪，市民社会向我们大踏步走来，开启了新的生产普遍样式的时代。具体说来，这一时期的生产起点不再是自然的劳动力或劳动力的自然属性作用于自然物，从而获得新的自然属性以满足自然需要（生理需要）的过程——这一过程所具有的个体自发性、目的单一性以及被动适应性成为自然经济的基本内容，而是转向以社会化资本为起点、以超越单个人的自然属性的社会组织为生产活动主体、以超越自然需要为生产目的、以机器及其普遍化为生产方式的新阶段。恩格斯指出，18世纪总体上说，是一个人类开始认识自我和解放自我的过程，人们逐渐摆脱宗教的控制，不再将神作为唯一的对象，而把目光进一步转向自身乃至自然界。把目光转向自身，诞生的是人类思维方式的革命，比如思辨理性的发展乃至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把目光转向自然界，则促进了科学的普遍发展，牛顿、拉瓦锡、林耐、斯密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欧洲大陆在18世纪发生的变革，在德国表现为哲学革命，在法国表现为政治革命，在英国则是这两者的混合体，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将其称为社会革命^[7]。这种社会革命的前提条件在恩格斯看来可以概括为：

殖民、航海、工业建设等大规模实践活动，以及以克伦威尔为代表的政治活动，促使英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革。英国传统的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思维方式，在上述普遍活动的现实面前，面临持续的质疑。更值得注意的是，自斯密创立政治经济学以来，一直将具有利己主义的个体视为社会活动的主体，并以此为基础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这种思维方式也内化成为英国国民性的基本特征。“英国的活动则是独立的、彼此并立的个人的活动，是无联系的原子的运动，这些原子很少作为一个整体共同行动，而且即使作为整体行动的时候也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恩格斯切中了英国传统思维方式在经济学中应用所得出的最终结论，以及这种结论所体现出的核心精神，那就是个人私利至上的原子个人。既然个体之间互视自身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且都从个体私利出发，势必引起部分个体最终陷入贫困状态，甚至自身生存都处于危机之中。这里产生的社会问题就是经济正义所谈论的本质内容。换言之，个体的利己与自私本质对于社会整体而言意味着什么呢？“目前的普遍贫困和极端涣散就是个人之间缺乏统一性的表现。”^[8]无疑，英国的原子主义个人作为其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点，融入每一个概念和理论内容的构建中，并将私有财产视为不证自明的前提和基础，就成为产生经济正义、造成无产阶级普遍贫困的社会条件或根本原因。

恩格斯的考察从英国农村开始。他指出，土地所有者原本可分为三类，分别是贵族地主，即与君主有联系的封建贵族；非贵族地主或乡绅，他们住在农村的庄园或田庄中，出租土地给附近农村的佃农，相对于第一类而言，这一类显得土里土气、缺乏教养；第三类是自耕农，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小土地所有者。德国的状况是后两类已经消失了，原因在于土地兼并，即以庄园为单位的出租模式，使大租佃者在竞争中击败小租佃者和自耕农，后两者逐渐失去土地所有权而沦为雇农，部分失地自耕农或雇农到城市中谋生，转变为织工，这是无产阶级的来源之一。可见，土地兼并后的失地农民成为剩余劳动力，被城市中兴工业化运动所吸纳，转变为产业工人，最终成为无产阶级来源的一部分。

城市的状况又如何呢？就城市居民的主要成分来看，“小商人、小店主和手工业者构成了全部城市居民”。按照恩格斯的分析，他们的生活原本很简单，就像封建时代或中世纪一样，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同样简单，“矿山很少被利用，铁、铜和锡还相当平静地埋在地下，而煤则仅供家用”。但这一切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使用被彻底改变，“蒸汽机第一次使绵延于英国地下的无穷无尽的煤矿层具有真正的价值”^[9]。以蒸汽机和煤炭在生产领域中的应用为起点，新的生产方式得以确立。机器工业时代的来临，不仅标志着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更是带来了生产目的、分配方式诸种领域的本质变化。紧随蒸汽机的步伐，纺织业、金属加工、采矿业，还有以运河、船舶和铁路为代表的交通运输业也纷纷发展起来，这构成了英国行业革命的主要内容。现代生产的普遍样式，给英国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方面也带来根本影响。

首先，“利益被升格为对人的统治”。利益的内容是以机器大工业作为新的生产方式所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当然也包括上述那些原本平静地埋在地下的矿产资源。新的生产方式赋予了这些自然资源前所未有的本质规定性：原本属于自然产物的矿产，现在被叫作财富，因为离开这些资源，基于这些资源被发明出来的新的生产工具就无法使用。在从自然资源转化为财富的过程中，劳动者活动、劳动时间、价值等概念也被发明出来，服务于理论阐述的需要。不管被叫作利益，还是被叫作财富，自然资源就由原先的自然状态或无主状态转变化“有主”状态，有人甚至提出了对自然资源享有支配、使用的权利，从自然物开始的私有化成为普遍趋势。这种私有化趋势与自然经济时代的小私有制有着根本不同，方式和目的都发生了本质改变。这在后面的章节会有专门论述。这里的问题在于：主张对自然资源私有权利的人是谁？也就是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利益主体是谁？肯定不是失地佃农，也不是那些织工，那只能是雇农、佃农、织工以外的人，即自然资源、物质财富或利益的拥有者，用现代说法就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者，或直接说资本家。他们不仅掌握以自然资源为本质内容的生产资料，还控制着雇佣工人本身。与其说物或利益统治了人，不如直接说，掌握这些物质利益的人实现了对雇佣工人的控制。利益的所有者即资本家，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另一方就是雇佣工人，所谓“利益对人的统治”实则是指劳资对立，以及政治领域的阶级对立。这种对立不仅带来了经济领域的贫富分化、分配不公，更会带来社会政治领域的阶级对立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问题。(www.xing528.com)

恩格斯针对这种“利益升格为对人的统治”分析指出，“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按照法理应当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10]。原本自然而生并为全人类共同拥有的自然之物，现在有人却声称拥有了对它们的控制权。这对于劳动者来说，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自然资源，最终不得不在承受雇佣和压迫的前提下沦为雇佣工人。这里显示出的根本社会问题就是劳资对立，而不是国民经济学说的劳资统一。

其次，工业革命及其建立起来的生产样式，在政治上对国家持反对态度，“财产的统治必然要首先反对国家，瓦解国家。”^[11]恩格斯以斯密及其《国富论》为例，阐明当时英国人对待国家或政府的态度。反对国家并不是要推翻市民阶级领导的政权，而是指在一切经济活动中反对国家的无限干预，以便保持经济活动的自由竞争状态。国家的资财从哪里来？要知道国家只是一个抽象机构，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其收入或说财富积累必须要从全体居民那里取得。这样一来，在劳动所得与国家参与分配的关系中，显得私有财产的所有权人“反对国家”了。但在斯密的体系中，个体财富的积累与国家总资财的数量成正比，这是一个连他自己都怀疑的理论预设。恩格斯在此初步阐述了原因，就在于原本属于公共所有的自然资源现在被私有化了，即资本私有制是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国民经济学从谁创造谁拥有的简单推理出发，最终也看到，劳动者未能得到自身创造的财富的事实，以至于自身转变为无产阶级。

最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引起的主要后果，在恩格斯看来，既不是“国富民裕”，也不是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是“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这一阶级就成分来说，不仅包括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也包括农村中的雇农阶级。与这一阶级相对立的是，占有生产资料、拥有大量私有财产的资本家，恩格斯就此指出，“在工业的前进运动中，厂主以惊人的速度增殖自己的资本，商人也得到了自己的一份”。社会人群也随之发生着分化，“整个前进运动的结果是：英国人现在分化成三派，即土地贵族、金钱贵族和工人民主派。”^[12]一个以私有财产为界限所形成的两大根本对立阶级在此就呈现出来。无产阶级一诞生，就注定以实现经济正义、推翻自身所承受的双重压迫为历史使命。唯有在实现经济正义的视域内才能真正成为自己所创造财富的主人。

恩格斯并没有继续论述无产阶级在受到双重压迫后，在非正义状态下的真实生存状态，也没有论证失地雇农、城市产业工人转化为无产阶级的具体过程。这些内容在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与商品的二重性等内容中被系统阐述出来，继而说明劳动者在被“物化”或“要素化”的过程中使自身处于贫困之中。恩格斯在列举机器工业的普遍化过程中证明了无产阶级的诞生，无疑贴合英国的历史发展。一句话：工业革命的第一个结果便是诞生了无产阶级。

从这个结论出发，“无主”资源被“有主”化的过程，以及在资本的控制下借助机器的力量强化的这种私有状态，便成为经济正义这一市民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马克思确立的“人的高度”与恩格斯论述的无产阶级诞生过程，便具有内在一致性：要想实现“人的高度”的原则，即让无产阶级成为人，而不是雇佣工人，就必须在资本私有制这一前提或者说市民社会的根基处着手。事实证明：无产阶级就是实现经济正义、贯彻“人的高度”原则的主体力量。但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私有制——无论是个体私有制还是资本私有制，都是不证自明的真理，马克思需要进一步证明，为什么说把私有制作为真理是一种预设，具有虚假性。在澄清这一问题的基础上，劳资对立以及经济正义产生的根源便更有解释力和说服力。这一任务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以全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