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经济学派对美国人的基本信念的贡献

第三世界的经济学家在探讨如何发展资本主义，利用“西方话语”作为本国发展的指导思想，或作为自身理论的论述起点时，也是从经济学的诞生地斯密这里开始，但最终却未能超越斯密的理论路向。那些所谓的时代元素与技术规定性也不过是前述路向的啦啦队或装饰品，当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也采取了基本一致的理论立场。无论现实世界的经济活动变得看起来如何复杂，也总是受到某种理论的影响，经济思想总是影响或支配一个国家经济政策和制度，但问题在于理论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性与科学性。

自1967年至2016年，芝加哥经济学派有近30位经济学家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64]，他们一直致力于提出有效路径来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诸种问题，正如埃布斯泰因所说的那样，“芝加哥大学自由市场经济学的演变对上述目标做出了巨大贡献。”^[65]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经济问题，除了被广为谈论的债务危机外，还有两点值得注意，那就是：“作为当前美国典型的广泛的持续增长的不平等现象”，以及美国人的基本信念“人人生而平等。”^[66]这两个方面本质地与本书的核心话题——经济正义联系在一起。社会现实中的贫富差距带来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在法律乃至理念的领域也被真实地体现出来。换言之，法律上的人人平等，与现实社会中的“物质共享”基础上的平等具有不一致性，从而加剧了经济正义的现实紧迫性。这就相当于黑格尔早期所遇到的那个问题：四年的神学教育使黑格尔接受了“众生平等”的观念，但当他看到阿尔卑斯山下农民的贫困生活时，促使他意识到“观念的平等”与“现实的平等”不是一回事。要想实现真实的平等绝非易事，这也促使他思考基督宗教与世俗宗教之间的区别，继而探讨现实世界的平等问题。作为美国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芝加哥学派，在致力于解决美国“经济正义”问题时，也并未有效地完成，其理论观点也具有局限性。

在埃布斯泰因看来，芝加哥经济学派总体上都趋于古典自由主义，他们都扎根于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各自的理论探索。他们都坚守由斯密开创的理论路向。以早期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雅各布·瓦伊纳为例，他对斯密的理论体系有全面地继承与发展。

第一，反对“放任自由主义”或极端自由主义。试想：在任何国家的某个交易市场出售商品，也不是想卖什么就卖什么，想怎么卖就怎么卖。总得在质量标准、卫生许可、正当竞争等方面遵循统一规定性，而这或许是单个个体或协会组织无法真正做到的，就需要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来实现这一点。瓦伊纳正是在这个路向上批评那些极端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的有限干预既是对古典思想的继承，也是应对经济与社会危机的有效手段。

第二，瓦伊纳的时代恰好处于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时期，他本人将其称为“大收缩时期”。针对这场危机所采取的措施大体可归于两个方面，即放任转嫁和政府有限干预。瓦伊纳的理论立场倾向于后者，他不仅是罗斯福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之一，而且也担任过政府的行政职务。“除了学术界的工作，瓦伊纳还多年担任美国财政部、国务院及美联储顾问”，“瓦伊纳主要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利·S.杜鲁门的民主党政府服务”。瓦伊纳的思想与极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有明显不同，在实际效果上，罗斯福新政对于美国克服经济危机的成效自不必多言。可见，人们评价瓦伊纳为“伟大的英美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传统的一部分”^[67]，是有依据的。

第三，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本身就产生了“经济正义”问题，处于经济危机中的人民生活、社会秩序等都使“经济正义”成为一种诉求。瓦伊纳作为早期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曾有着与斯密相同的理论目标——“福利国家”，即斯密所说的“国富民裕”。瓦伊纳把他理想的社会秩序概括为“有一个完全自由和竞争的市场，这种市场可以在福利国家的环境中获得。这样的福利国家消除了大范围的贫穷，驯服了商业周期，创造了平等的机会，允许存在私有财产、允许家庭和人们之间在能力和动机上的生物性差异。这样的乌托邦比起放任主义更接近于现代福利国家”^[68]。瓦伊纳用“福利国家”来表达他对社会理想模式的认识，但时至今日，仍未摆脱金融危机的欧美各国发展现状能否支撑这一目标的实现呢？更何况欧美国家内部已经出现的对“福利国家”的质疑也证明：建立在国家信用基础上的所谓“高福利”不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反而显示出其脆弱。

弗里德曼与瓦伊纳一样也在这一领域做出了理论努力，除开他新自由主义的种种具体观点，仅就他对美国各种不平等问题的持续关注、对实现“经济正义”的发展目标来说，可做出以下分析：

首先，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弗里德曼对斯密的观点有批判性继承。他和瓦伊纳都主张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应保持最低限度的存在，而不是放任不管。弗里德曼把政府的作用比作“夜警”，类似于斯密所说的“守夜人”，还指出在这样的国家中，“几乎所有个体间的关系都是建立在自愿契约的基础上，政府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仅仅体现在‘极低的负所得税’和私人慈善相结合的形式上。”^[69]但在这里需要提出质疑的是，个体之间的契约一定都能在自愿基础上达成吗？私人慈善对于整个社会普遍的不公平现象的解决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有效性？假设美国的铁路系统要进行升级改造为高速铁路，笔直的铁轨需要占用并征收个体私有土地，才能最终建成惠及全民的高铁系统。那么，签署那种自愿基础上的契约能否在这一事例面前顺利达成，这一定是一个待解的疑问。既然这样，再把政府仅定位于“夜警”角色，更使得上述现实问题的解决变得遥遥无期。可见，弗里德曼的“夜警”观点也类似于近代哲学那种不证自明的独断与假设。

其次，就社会发展目标而言，弗里德曼强调“把更大的经济平等作为政府的一个恰当的目标”，而且这种思想曾服务于当时里根政府“普遍共享繁荣”的公共理念，弗里德曼的数十位学生或同事更是为里根政府的上述执政理念提供实际的理论支持。正如舒尔茨评价的那样，“在里根政府中，弗里德曼是一种存在，一种真实的存在。”他们的理论主张给政府提供了哪些政策支持呢？既然目标是“普遍共享繁荣”，即致力于消除普遍贫困、实现经济正义、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繁荣局面，那么他们所提出的政策主要表现为：“减少通货膨胀、精简政府规模、降低并削减税收以及减少政府管制。”^[70]实际上，所谓弗里德曼反对政府的观点，并不是指他像马克思那样主张要推翻或消灭资本主义政府，而是指他为政府权力划定界限，在一定界限内的政府权力仍具有强制力，且通过制定公共政策体现出来。这在弗里德曼强调公共政策的重要性等方面显现出来，与斯密关于政府作用的主张并无本质区别，特别是在私人利益的正当性等方面，更是追随了斯密的“利己心”。接下来的问题是：斯密基于自身理论体系最终陷入二律背反的终局，在诸多基本理论路向方面都与斯密本质相同的弗里德曼又如何呢？他秉持的“普遍共享繁荣”是否也会像斯密“国富民裕”的目标一样成为无法实现的理论假设吗？

弗里德曼的理论目标终究无法避免斯密那里同样的命运。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不仅未能探究经济正义产生的社会根源，不能对资本本质做出科学判断，进而更不能对资本主义本身的内部矛盾做出科学分析，反而将一些需要反思论证的结论当作无需证明的真理。但社会现实表明，在现代性危机面前大谈“普遍共享繁荣”又有多少意义呢？西方所谓“福利国家”已充分说明，透支主权信用，以及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制度性、规则性剥削，也无法弥补这一制度的物质基础的虚假性，反而使经济正义问题在国际范围内呈现普遍态势。这促使我们思考：不触动资本本质的制度设计能否从根本上实现经济正义？西方经济学发明的新自由主义在拯救当前资本主义危机时又有多少理论优势？

最后，就方法论来说，芝加哥经济学派所谓的理论进步也未能超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如果说斯密在《国富论》中的方法论原则是理性主义的初始运用，即在把经验上升为理论、把人与自然当作历史永恒的双重规定性中最终走向理性主义的话，那么当代自由主义在此路向上也没有改变，即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目的以及服务对象等维护并服务于资本私有制的本质从未发生改变，虽然各个经济学派在研究重点和方法上略有不同，虽然罗宾斯自认为改变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也不过是单一货币体系的代名词而已。他们都没有最终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陷入危机的真正根源，而只是从资本私有制这个基点出发，研究如何对其进行维护与发展，丝毫未提出并质疑资本这一基点的合法性。就此来说，其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基本质相同，理论终局也必将是殊途同归。

芝加哥经济学派虽然也关注经济正义问题，但在自由市场、经济与效率、公平正义三者关系上也未能找到最佳方案，以至“斯密悖论”依然存在。比如，在社会发展中为减少失业，就势必要增加预算与投入，但这也会引起因借贷而生的通货膨胀；要避免通货膨胀就必须减少借贷与投入，但却会导致因生产不足而引起的失业或就业不足；为了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政府就要增加转移性支出来提高社会保障的力度，减少因失业上升、自由竞争带来的社会问题。这种做法要强化的不仅是政府的行政权力，还有政府的财政收入，在西方国家大多是通过累进税率来解决。这种累进税率的制度设计也必然产生如下后果：一是强化了的政府权力影响了自由竞争，必然受到质疑，这也是新自由主义最大的理论主张，从而使政府的执行力受到很大影响；二是累进税率的征收主体问题。若是把主体放在“富人”这里，势必会引起利益集团的极大反对，推广开来说，任何触及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政策都会带来很大程度的阻力。可见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解决经济正义问题的分水岭。古典自由主义和当代新自由主义都主张维护私有制，唯有马克思在深刻分析资本私有制导致的劳资对立基础上，指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实现经济正义的唯一科学路径，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埃布斯泰因还利用详细的数据分析了当前美国“极度不平等”问题。这一论述所涉及的问题域和经济正义本质相关。他说：“穆尔的数据显示，位居前0.1%的高收入群体的人均收入大约是50%的底层低收入群体人均收入的400倍。……现在大约有80%的美国人的收入低于平均值，90%的人拥有的财富低于平均值。”^[71]显然埃布斯泰因更倾向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的理论立场，对当代自由主义持批判态度。但我们终究也未能看到他对产生贫富差距现象的根源作出根基性分析，美国“人人生而平等”的信念与宗教中的“众生平等”观念一样，仅仅停留在其理论中了。现实中经济正义所揭示的社会问题或社会危机，还有赖于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科学的批判性分析，这就需要我们再次回到马克思的理论中。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8页。

[4][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43页。

[5][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第43页。

[6]同上书，第44页。

[7][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第331页。

[8]同上书，第345页。

[9][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第305—321页。

[10][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7页。

[11]同上书，第25页。

[12][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第59—60页。

[13][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第61—69页。

[14]同上书，第70页。

[15][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第72—73页。

[16]同上书，第72—75页。

[17][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第77页。

[18]同上书，第110页。

[19][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第112—119页。

[20]同上书，第355—358页。

[21][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第366页。

[22]同上书，第489页。

[23][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45页。

[24][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第14页。

[25][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第13页。

[26][德]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5—96页。

[27][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0页。

[28][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第77页。

[29][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第12—20页。(www.xing528.com)

[30]同上书，第14页。

[31][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第96—102页。

[32]同上书，第240页。

[33][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第241页。

[34][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第489页。

[35][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21—22页。

[36][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第58—137页。

[37][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第61、67页。

[38][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65页。

[39][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第25页。

[40]同上书，第89页。

[41]同上书，第350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96—197页。

[43][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第403页。

[44][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第547页。

[45][土]丹尼·罗德里克：《经济学规则》，刘波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119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4页。

[47]同上书，第45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5页。

[49][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第240页。

[50][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第273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09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12页。

[53][英]欧内斯特·莫纳斯、伊恩·辛普森·罗斯编：《亚当·斯密通信集》，林国夫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84页。

[54][英]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李琼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9—20页。

[55][美]A.E.门罗编：《早期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文献选集》，蔡受百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49页。

[56][美]A.E.门罗编：《早期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文献选集》，蔡受百等译，第252—254页。

[57][美]A.E.门罗编：《早期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文献选集》，蔡受百等译，第309页。

[58][美]蓝尼·埃布斯泰因：《芝加哥经济学派》，苏娜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3页。

[59][美]A.E.门罗编：《早期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文献选集》，蔡受百等译，第307页。

[60][美]蓝尼·埃布斯泰因：《芝加哥经济学派》，苏娜译，第189页。

[61][秘鲁]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29页。

[62]同上书，第30—33页。

[63][秘鲁]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于海生译，第37—47页。

[64]参看[美]蓝尼·埃布斯泰因：《芝加哥经济学派》，苏娜译，第135页。

[65]同上书，第200页。

[66]同上书，第199页。

[67][美]蓝尼·埃布斯泰因：《芝加哥经济学派》，苏娜译，第46—52页。

[68][美]蓝尼·埃布斯泰因：《芝加哥经济学派》，苏娜译，第51页。

[69]同上书，第167页。

[70][美]蓝尼·埃布斯泰因：《芝加哥经济学派》，苏娜译，第172—175页。

[71][美]蓝尼·埃布斯泰因：《芝加哥经济学派》，苏娜译，第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