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托与资本的秘密：揭示资产的潜能

索托提出的问题是：资本制度及其运作模式为何能在西方国家取得成功，而在发展中国家却不能？他的研究可概括为以下几个层次：（1）资本制度在西方的成功及其不可替代性，必定有其成功的“秘密”所在。如果能把这种“秘密”发掘出来并运用到发展中国家，也可以促进后者的普遍发展。（2）通过正反对比与实际调查，在菲律宾、埃及、海地、秘鲁、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得出的数据表明，产生贫困等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资产不能转化为资本，更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此外，法律制度、所有权制度、信用制度的不完善或缺乏，不能给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驾护航作用，最终都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动力不足。（3）根据这一分析，索托认为找到了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那么科学促进发展的有效方法则是研究如何把资产转化为资本，继而在摆脱贫困基础上走向自由与文明，使民众过上如西方发达国家般的富裕生活。

基于上述研究，索托自信地认为发现了第三世界贫穷落后的真正根源，同时也找到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科学途径，即发展中国家要建立有效的资本转化机制，充分发挥资本的潜能，就可以在资本得以普遍化的同时，培育出完善的市场经济，最终实现国家富裕的目标，经济正义也就不再是理论上的可能性，而转变为实践的现实性。在既定方法面前，索托认为，资本概念的厘定也要以斯密为基础，要“从牲口棚到经济学创立者的书桌”^[61]展现出来的过程来把握。他还指出，资本并不是像斯密所说的那样仅仅是物质资源、价值特性的积累，而更应该是一种超越资产与资源表面状态的理性能力，甚至可直接理解为一种能产生剩余价值的潜能^[62]。索托甚至以马克思所列举过的桌子这一事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他说马克思在批判国民经济学家将资本概念局限在“物”或使用价值的本质之内时曾指出，桌子在国民经济学家那里依然停留在自然经济的状态中，他们只看到桌子的使用价值，从而对桌子的把握局限于可感之物或经验的对象之界限内。但桌子在资本原则的控制下已超越了经验主义的界限，马克思从关注桌子的使用价值转变为更看重其交换价值，最终在对桌子的生产与价值增值考察过程中论证了剩余价值与雇佣劳动的产生。最终，以桌子为对象的论述，使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对象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雇佣关系，从而超越了此前仅仅将人与自然物（如桌子）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局限性。索托引用这一事例来进一步阐述对资本概念的把握，认为资本更应该被视为一种潜能。理性的抽象在此出现，是否意味着索托的资本概念已彻底超越了“物”的国民经济学视域呢？

索托对“资本”概念把握的局限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在水电站激发湖水潜能并促使其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无论是湖水，还是电站与电能，都是具体的“物”，只不过形态各异，作为研究对象来说仍然停留在人与物的关系这一界限之内。建设水电站的耗费及其目的仍处于未澄明状态，还远未达到国民经济学的水平，劳资统一的原因及前提也未得到科学论证，至于交换与分配领域内的经济正义，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更无从谈起，因为连与其相连的事实分析还尚未完成。（2）受所有权制度的激发，资产得以转化为资本这一观点也需要进一步讨论。所谓所有权制度无非是指私有权的制度确认，索托将私有权的边界划定视为资产潜能被激发的关键条件，不过是西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同义反复，更可以说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将一切生产要素市场化的另外一种表达。一切要素均可被市场化的观点，抹杀了“物”的要素与“人”的要素之间的区别，就相当于国民经济学把劳动视为资本、资本视为劳动一样，直接取消了劳动与资本的区别与对立。劳资统一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彻底的市场化”理论中获得了新的表达方式，但却保留了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内核。在上述一切话语中，劳动力的自身价值和自然资源的价值被同等对待，巧妙掩盖了劳动力商品使用价值的特殊性，从而在劳动力成为生产要素——被当作“物”的形态并通过人与物（市场要素）的考察中，来论证资本主义生产。但马克思恰是在发现劳动力被商品化、物化不仅是一种非正常状态，而且与一般商品的属性也有本质不同这一点，揭示出劳动与资本处于对立而非统一之中，最终也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对象从人与物转向人（劳动者）与人（资本家）之间的关系。（3）所有权制度在索托看来极为重要，但问题在于，他也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将这一理论立场视为不证自明的自然状态，这种立场在国民经济学那里导致的理论局限连他们自身也深感无法解决，这在斯密的“利己心”与黑格尔的“需要的体系”等理论中都可以看到。无疑索托的理论论证又退回到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了。(www.xing528.com)

索托所谓的“潜能”的激发并没有促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超越人与物的界限。资本从资产、资源的“物”之状态转化而来时，“人”的因素被忽视进而其作用也未被提及，毕竟生产与消费，乃至经济活动的主体都是人。一切资源被“物”化的资本观念，依然囿于国民经济学的“劳资统一”视域之内。索托对所有权制度本身的合法性也未加论证，类似于国民经济学那里的鲁滨逊一类的故事，即本质上都是一种独断的假设。索托以所有权为起点论述的“六大效应”^[63]也就成了无前提的公设，或直接说，这是在对比西方发达国家现存制度的前提下来查找第三世界在同一领域的制度不足，是一种彻底倒向西方的理论与现实趋向。现代西方金融危机被普遍地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危机，一个连西方人自己都在质疑并寻求自救的制度，索托却要将其看作“普遍的真理”与完美的参照物来加以模仿，力图达到发展自身的目的，其结果可想而知，难免要重蹈西方当今的覆辙。在奉行“西方道路”来发展自身的拉美，我们已经看到其结局不仅未能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反而使自身陷入“发展困境”之中。

资产或自然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在被激发潜能就可转化为资本这一点上，其理论本质不仅抹杀了劳资界限，也使人被物化或以市场的名义被要素化。一个奉行一切均可市场化的观点，已经踏入新自由主义的领地之内，其最终理论结局只能是：既不能把劳动理解为雇佣劳动，也不能把劳动与资本的统一理解为对立，从而在理论设定的“普遍富裕”与现实的“贫富分化”之间的二律背反中迷失自我，这在国民经济学那里早已产生，现代版本只是这种已经发生过的事实的翻版而已。对于经济正义所揭示出来的贫富分化、社会矛盾等问题却仍然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无法找到产生根源与解决这一问题的科学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