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研究采用bootstrap方法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金融市民化程度进行分位数回归，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的第25个、第50个、第75个和第90个分位点的回归结果如表8-7所示。

表8-7　融资资本代际传承实证结果：QS

续　表

注：＊＊＊、＊＊、＊分别表示系数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数据来源：根据713名样本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调查数据整理。

实证显示，影响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程度不同分位数的因素并没有明显的变化，金融市民化程度越高的子代农业转移人口受父代行为方式的影响越显著，而控制变量中的性别因素则与金融市民化程度较高或较低的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相关性更为显著，金融市民化程度处于中等水平时男性与女性金融市民化程度相差不大。

（1）正式教育对金融市民化的影响稳定，非正式教育随金融市民化提升影响幅度变动较大

如表8-8所示，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不同分位数下正式教育内容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的影响均在OLS系数的置信区间（虚线）内，说明正式教育对金融市民化的影响非常稳定，不随样本农业转移人口的金融市民化程度提升而显著变化。但非正式教育在不同分位数下对金融市民化的影响程度变化较大，随着样本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程度的提升，以父代归属感认知表示的家庭非正式教育对金融市民化的影响系数显著增加，而以教育环境表示的学校非正式教育对金融市民化的影响系数显著降低。在农业人口转移的早期，家庭能够传承给子代的非正式教育非常有限，消极的归属感削弱了子代对城市融入的意愿，降低了对城市金融满足度的认知，因此学校教育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在城市学校完成义务教育的子代农业转移人口将接受更多的经济金融观念并储备更多的城市人脉关系；但随着融资资本在代际间传承，金融市民化程度将稳定地逐代提升，学校非正式教育的作用趋弱，而家庭非正式教育的作用不断增强。父代与子代具有相对性，在未来较长时期内金融市民化所需的融资资本将在代际间传承，当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成长为父代，其子代随迁进入城市的比例更高，在城市学校完成义务教育的比例也更高，因此具有比他们更多的融资资本，从而金融市民化程度更高，家庭教育的核心作用会更加突出。

表8-8　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相关变量的系数趋势(www.xing528.com)

数据来源：根据713名样本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调查数据整理。

（2）收入和乡土联结交叉项的影响作用随金融市民化程度的提升而显著减弱，企业社会责任认知对金融市民化的影响呈“倒U型”

如表8-9个人月收入列所示，收入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的影响随市民化程度的提升而减弱。调查显示，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水平并不低于城市人口，由于户籍和受教育程度等原因，农业转移人口所从事的行业以劳动力密集为主，金融机构对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信用评分较低，因此单位收入下农业转移人口自我感知的金融市民化程度也会较低；这种相同收入水平下的行业歧视随收入的提升而加重，因此金融市民化程度越高的农业转移人口受收入的影响越小。

如表8-9乡土联结交叉项列所示，男性农业转移人口父母的返乡意愿对其金融市民化的影响随市民化程度的提升而减弱。金融市民化程度较高的农业转移人口自身融资资本较好，城市金融满意度较高，父母的经济条件和未来消费对这一群体的压力不大，因此父代的返乡决策并不会影响金融市民化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

如表8-9企业社会责任列所示，在不同的分位数下企业社会责任认知对金融市民化的影响系数始终为正，说明农业转移人口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水平越高，金融市民化程度都会越低，但这种影响作用随金融市民化程度的提升而先升后降，呈“倒U型”。在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生活的早期，农业转移人口大多较少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和行为，随着融入程度的加深，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作用也越来越大；但越过第40个分位点后，企业社会责任认知的正向作用越来越获得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认可，系数逐渐缩小并突破置信区间的下限，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子代而言，这一系数会更小甚至转变为正向影响。

表8-9　收入、乡土联结和企业社会责任认知变量的系数趋势

数据来源：根据713名样本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调查数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