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回归实证结果及分析

OLS方法是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期望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如表8-6所示。

表8-6　融资资本代际传承实证结果：OLS

注：＊＊＊、＊＊、＊分别表示系数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数据来源：根据713名样本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调查数据整理。

（1）控制变量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的影响均显著

年龄越大的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程度越低，被调查者的年龄跨度较大（18至36岁），其父母的年龄层次覆盖了以往研究划分的两至三代农民工群体，父代内部更为细分的代际差异使子代从家庭获取的城市金融观念存在差异，年纪越小的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具有越高水平的家庭传承。女性的金融市民化程度较男性更高，在农业转移人口家庭中，男性更多地承担了赚取稳定收入的责任，因此女性会将一部分金融市民化需求转变为对家庭中男性成员提高收入水平的要求，从而自我感知的城市金融满足程度更高。李强等（2009）指出，经济压力使男性务工者没有足够的能力留在城市中继续生活，最终返乡的比例较高。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中一定比例的女性是与城市人口组成家庭，而这部分女性的金融市民化程度受家庭环境影响而大幅提升。已婚人士较未婚人士的金融市民化程度更高，一方面，已婚人士以家庭为经济单位金融市场，经济水平、抵押担保等条件普遍优于未婚人士；另一方面，样本中部分与城市人口组成家庭的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程度较高，增强了婚姻指标对金融市民化程度的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程度也越高，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较为集中且与个体的经济条件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

（2）收入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显著影响金融市民化程度，而居住条件的影响不大

个人月收入较高的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程度也较高，系数为0.26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对被调查者个体而言，收入水平证实其在资金流水、工作稳定性等方面具有优势，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都更加可信；此外，收入水平较高的个体往往能够提供较多的有效抵押物，留在城市中继续生活的意愿也更加强烈，维护自身信用的动机也更加明显。周兴等（2014）指出，父代从事非农职业有助于子代职业向收入较高的方向流动；因此，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较其父代具有明显的职业和收入优势，但这种优势并不会随着代际延续而永远有效，代际职业的传承对高收入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影响更强，从第三代农业转移人口开始，父代职业、收入对子代的影响机制将与城市家庭一致，即收入越高的家庭中子代从父代经济条件中能够获益得越多。

对企业社会责任认知水平越低的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程度越高，系数为0.98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一方面，作为金融企业的客户，对企业社会责任认知水平较低的样本农业转移人口更加倾向于认可金融机构的逐利性，不认为金融机构应当降低对农业转移人口等特殊群体的融资门槛，因此自我感知的城市金融满足程度更高；而另一方面，作为商户企业的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认知水平较低的样本农业转移人口对企业社会责任溢价的认可度也较低，因此较之品牌、品质、品相等商品质量要素更为倾向于选择价格较低的同类商品，这一类群体在较低的消费意愿和生活质量水平下即可获得满足，因此融资的需求较小，金融市民化程度就会因与城市金融的接触度较低而被自我高估。

居住条件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程度的影响不大，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受长久居住动机的影响，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几乎不会使用住房作为抵押标的物；而当不动产无法成为信贷的第二还款来源时，不动产仅作为所有人经济资产的实力证明，对融资的影响并不大。

（3）家庭传承给子女的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程度具有显著的影响(www.xing528.com)

对父代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归属感的认知都正向影响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金融市民化程度；在以层次分析法计算的子代农业转移人口对父代城市融入程度的评价中，行为方式指标的权重高于价值观念指标，而以多元线性回归方法估计的子代父代城市融入程度对子代金融市民化影响中，价值观念指标的系数则大于行为方式，这说明子代农业转移人口对父代行为方式的评价更高，但是父代价值观念对子代金融市民化的影响更大。

作为结构维度的行为方式，体现的是城市人口为适应现代城市经济步速而趋同的行为结构，进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这种对社会信息的接受、处理和输出行为方式的同化，才有可能在工作、社交等方面获得认可。行为方式是较浅表层面的社会融入，流动人口不需要认同行为背后的逻辑，只需要尊重并遵守就可以表现得像一个城市人；层次分析法证实，子代农业转移人口认为父代在行为方式上与城市人较为接近，特别是在信息获取方面（权重为0.4558）。父代这种浅表性的行为方式融入确实会传承给子代并影响子代的金融市民化程度，子代可以通过模仿父母的行为而更好地满足城市生活所要求的行为结构，行为方式的代际一致性减少了子代对城乡金融差异（特别是融资方式）的思考，促使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从城市金融视角分析自身的金融需求，包括分析经济形势（时事关注）、了解融资渠道（信息获取）、整理金融信息（信息获取）、调整偿债计划（行动计划和行动守时）、配置闲置资金（社会活动）；但和价值观念相比，行为方式的影响非常小。

与行为方式不同，价值观念体现的是根本性的决策逻辑，只有流动人口真正认可这种逻辑才能权衡利弊并做出决策。实证显示，对父代价值观念的认知是社会资本中影响子代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的核心方面，而这种价值观念对子代的影响方式主要是帮助其快速处理经济活动中处在矛盾对立面的诸多关系，如健康与金钱的关系（健康意识）、提前消费与量入为出的关系（消费观念）、以技术取得收入与以资本取得收益的关系（公平意识）等。虽然对城市人口而言，这些关系也并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判别；但在金融层面，打破资本的时间和空间局限性有助于农业转移人口接受多样化的金融模式，而这种金融模式的诞生和发展又是建立在城市人口较长周期内形成并完善的价值观念基础上。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同时接触到有形的金融模式和无形的价值观念，将价值观念传承给子代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将城市金融的思维方式介绍给子代，使之接触城市金融模式时不感到陌生；这是农村家庭无法提供给子女的。

与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这类家庭正式教育内容不同，归属感指标并不是父代主动展现并传承给子代的社会资本，而是子代农业转移人口通过识别城市环境对父代社会身份的态度而自发形成的认知，因此属于家庭非正式教育的范畴。归属感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的影响程度（0.32）介于行为方式（0.16）和价值观念（0.76）之间；这种显著的相关性主要是通过认知模式的一致性来体现，即在认知父代归属感时判别市民化的阈值应当与认知自身金融市民化时的阈值相等或接近，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认为父代城市融入程度高的子代农业转移人口也会认为自身的金融市民化程度高。

（4）文化资本对金融市民化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乡土联结与性别交叉作用

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接受义务教育的环境是影响其金融市民化的最主要因素，系数为1.41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与控制变量中受教育程度所体现的正式教育不同，教育环境是以非正式教育的方式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在不同性质的学校完成义务教育并不会对被调查者的学历和教学大纲所要求的正式教育内容造成差异，但存在三个方面的非正式教育差异：第一，城市学校对人力资本的重视程度较高，在城市完成义务教育的儿童能够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保持学习的惯性，价值观念中的接纳意识更为强烈；第二，虽然城市学校在义务教育阶段也很少开设正规的经济学课程，但教学中对城市经济金融市场的描述和评价会影响学生朴素的经济金融观念，此外城市学校较农村学校更早使用科技创新产品（如校讯通）和消费创新产品（如团课），促使学生及其家长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接受新事物；第三，学校是学生及其家长重要的信息交换场所，而城市学校的家长职业结构更为多样化，反馈给学生家庭的社会信息更为丰富。子代农业转移人口的教育环境差异不仅影响到自身的金融市民化程度，也同时反向作用于所在家庭中的其他农业转移人口，包括其父代。

研究认为价值观形成前个人的潜在宗教信仰与其父母保持一致，由于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在不同宗教信仰间转换的情况极少发生，因此与其父母宗教信仰的差异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无宗教信仰转变为有宗教信仰。Lamount（2000）指出，强调努力工作、个人正直和传统道德是对工人较低社会经籍地位的补偿方式，而宗教信仰和参与宗教的行为对于强化这些思想特别重要；宗教信仰扩大了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交范围，也在实质上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对自身金融市民化的重视程度。第二，有宗教信仰转变为无宗教信仰。新教对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并没有显著的影响（Cantoni，2014），而（伊斯兰教的）传统律法制度甚至成了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Kuran，2014）；弱化自身的宗教信仰是向城市人口同化的一种有效方式，避免了社会身份的双重歧视。这两种造成子代农业转移人口与父代宗教信仰差异的机制共同作用，引导样本群体深入思考来自家庭的宗教信仰传承，主动转换信仰的决策往往基于对自身现实需求的理性分析，实证显示，这种理性分析提升了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金融市民化程度。

乡土联结变量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的影响不显著，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但与性别变量的交叉项显示，男性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乡土联结显著正向影响其金融市民化程度。在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的传统文化中，女儿外嫁后便不再对父母承担赡养责任，从而也不能从父代的家庭、家族中获得财产权利；这种文化并未随着转移进入城市而消失，反而因城市住房的稀缺而更加明确，儿子赡养父母从而获得父母房产是农业转移人口的主流模式。父代在晚年有意愿返回农村居住生活，对其男性子代而言存在两方面影响：第一，父代在城市的财产有可能更早地向子代转移，提升子代的经济资本；第二，由于城乡物价水平和商品多样性的差距，子代用于赡养父代的未来消费支出有可能减少。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子代农业转移人口的金融需求降低，金融市民化程度提升。而女性子代并没有赡养父代的经济压力，也无法获得父代在城市的财产，因此并不存在这种随乡土联结的增强而金融市民化程度提升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