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的描述统计方法探析

如表8-5因变量行所示，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程度均值为4.265，说明这一群体在金融领域的城市融入平均水平处于中等偏上；其中选择6或7的样本数量为136人，超过选择1或2的样本数量90人。

就经济资本而言，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个人月收入约为4538元（INC=2.769），这一数据与2014年南京市居民平均收入4447元、苏州市居民平均工资4409元、无锡市居民平均收入4467元和合肥市居民平均收入4122元较为接近，说明样本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水平并不显著低于所在城市均值。仅有约30％的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拥有自有住房，而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均在城市中租房居住或与父母同住。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对企业社会责任认知的指标值为3.189，低于以城市居民为样本的调查值4.16（程欣炜等，2014），说明农业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水平较城市人口更高。

就社会资本而言，父代行为方式指标均值2.161略高于价值观念指标2.145，远高于归属感指标1.586，这说明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认为父代在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上已经偏向城市人口，但是城市环境并没有给予父代足够的归属感，认为父母是城市人的仅有93人，占样本总量的13.04％，而认为父母仍是农村人的有388人，占样本总量的54.42％。虽然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父母已经进入城市务工，具有较为典型的流动人口特征，但绝大多数子女仍然不认为他们属于城市，而自己才是转移进入城市的第一代。

就文化资本而言，绝大多数（497人）样本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是在农村学校完成的义务教育，占样本总量的69.71％；在城市完成义务教育的仅有30.29％，而在城市普通学校（而非农民工子弟学校）完成义务教育的仅有10人，占样本总量的1.40％。虽然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父母进入城市务工，但大多数子女并没有随迁，而是留守在农村地区接受义务教育，因此所处的校园环境和社会环境都与农村家庭的子女无异，并不能表现作为流动人口子代的优势。44.3％的父代农业转移人口表示会回到地处农村的家乡安度晚年，这一群体与城市的联结是务工而非生活，因此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农业转移人口；而其子女需要充分考虑赡养关系和赡养方式，形成了约束子代农业转移人口的重要文化因素。(www.xing528.com)

就控制变量而言，样本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年龄在18至36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7.46岁，以男性（79.1％）和已婚（74.9％）为主，平均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样本数量为12人，占样本总量的1.68％。研究所选取的被调查者大多是因为父母进入该城市务工而随迁进入，接受高等教育后自主选择留在城市工作生活的转移人口非常少。

表8-5　变量的描述统计

数据来源：根据713名样本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调查数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