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变量方面，研究以7级Likert量表表示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金融市民化程度，数值越大则越认为与城市人口享受平等的城市金融服务，数值越小则越认为与城市人口享受不平等的城市金融服务。一方面，农业转移人口所参与的城市消费金融市场在本质上是为了满足城市人口消费金融需求，并不存在针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创新供给，且前文实证表明正规金融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金融供给是存在社会身份歧视的，因此单纯从金融供给结构的角度很难说明农业转移人口的金融市民化程度；另一方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2]提出新型城镇化的首要原则是“以人为本，公平共享”，对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程度的度量应当是农业转移人口自我认知下参与城市金融市场的满足度，而这种基于公平视角的满足度提升与“不断提高人口素质”的原则目标是相一致的。
自变量方面，基于融资资本概念的经济学意义，研究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等三个层面划分融资资本。经济资本（ecapital）是指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经济条件和对经济活动社会意义的认知，包含月收入水平（INC）、住房状况（HOU）和企业社会责任认知（CSR）等三个指标，其中企业社会责任指标采用程欣炜等（2014）对企业社会责任认知的表述度量（负向），以7级Likert量表度量9种对企业社会责任片面表述（见表8-3）的赞同程度并取均值，赞同程度越高则表明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水平越低。经济条件越好的农业转移人口能够提供给金融机构的资产证明越丰富，获得城市金融服务的机会越多，因此自我感知的城市消费金融满足度也就越高。社会资本（scapital）是影响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感知自己所处城市金融地位的一类社会关系，研究以家庭关系为核心，主要包括子代对父代行为方式（BEH）、价值观念（VAL）和归属感（BEL）的认知。子女感知父母城市融入程度越高，则认为成长过程中的家庭环境越接近普通城市家庭，传承自父代的社会资本促进子代以城市人口的方式思考、行为和判别社会现象，因此对自我感知的城市金融满足度程度有正向的影响。文化资本（ccapital）是指超出家庭范畴的整体文化环境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影响，Turner（2002）基于对Bourdieu社会资本观点的认同，提出文化资本中应当包含非正式的教育素质、生活方式和习惯态度等；研究将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接受义务教育的形式（EDU）、与父代的宗教信仰差异（REL）和因父代晚年回归农村而产生的乡土联结（BAC）等三项指标引入对文化资本的度量。在中国农村的文化中，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责任是不均等的，与之相对应的继承权利也存在性别差异；研究引入乡土联结（BAC）与性别（GE）的交叉项，考察不同性别的子代农业转移人口在乡土联结上的传承差异。
模型的控制变量包含样本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年龄（AG）、性别（GE）、婚姻（MA）和受教育程度（ED）。王春光（2001）在对农村流动人口基本特征的描述统计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当时的平均年龄为30.86岁，20世纪90年代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当时的平均年龄为22.99岁；因此就年龄而言，文中作为对比的两代农村流动人口均是本研究中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父代群体，对务农经历和外出目的的划分已经没有实际的意义。
表8-1 变量的定义(www.xing528.com)
续 表
表8-2 对企业社会责任认知的度量
数据来源：根据713名样本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调查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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