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信用支付授信的代际结构差异

如表7-8所示，研究建立二元logit选择模型，分别考察老一代样本农业转移人口和新生代样本农业转移人口花呗授信的可得性及影响因素，并计算各自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模型的伪拟合系数Pseudo R2分别为0.5752（老一代）和0.4838（新生代），说明对两代农业转移人口而言，个人信息和消费行为对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的解释作用较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更大，但均具有重要的解释意义。

表7-8　网络信用支付授信的代际结构差异

续　表

注：＊＊＊、＊＊、＊分别表示系数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数据来源：根据876名老一代样本农业转移人口和1113名新生代样本农业转移人口调查数据整理。

（1）消费行为对两代农业转移人口获得网络消费信用均有重要影响，转移行为对两代的影响作用均不显著

如表7-8所示，消费行为对两代农业转移人口获得网络消费信用均有重要影响，其中，网购频率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最大，分别为0.7428（老一代）和0.7381（新生代），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描述统计显示，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网购游戏类商品的比例（22.28％）远高于老一代（6.28％）；但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购买游戏类商品对授信的负向作用则大于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游戏在年轻群体中较为普遍，满足了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较强的娱乐性和社交性需求。根据CNNIC《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35次）》对网络游戏市场发展状况的调查，PC网游6年以上游龄和手机端4年以上游龄的用户比例最高，分别达到27.3％和22.2％；游戏者所产生的依赖性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持续，因此仍在购买游戏类商品的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具有较新生代更高的成瘾性，从而在资金不充足的情况下更加缺乏消费规划，从而更易导致过度超前消费和违约风险。而出生地与居住地差异变量（RID）对两代农业转移人口均不显著，说明对农业转移人口网络信用支付的授信并不存在歧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蚂蚁花呗等网络信用支付具有跨区域的特征，获得授信的用户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无差别地使用这一工具，因此人口转移并不影响对应消费端口的信息稳定性，RID变量不显著性所体现出的互联网金融区域延展性，正是总分行制度下受行政区域划分局限的银行消费金融所面临的严峻挑战。(www.xing528.com)

（2）单位邮寄地址固定性对网络信用支付授信的正向影响主要针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

如表7-8所示，单位邮寄地址固定性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网络信用支付授信有正向影响，平均边际效应为0.1243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而这一指标对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影响作用则并不显著。一方面，描述统计显示，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工作稳定性（0.0611）较老一代（0.0890）更低，这与黄庆玲（2014）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体验式的留城决策相吻合，智力型、技术型工作的从业者转移意愿更为强烈，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存在频繁更换工作以进入更高职业层级的动机；但频繁的工作变动造成经济来源的稳定性较差，违约风险相对较高。另一方面，调查显示，多名家庭成员使用同一网络购物账号的情况较为普遍，因此以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成员为主账号的家庭而言，多代家庭成员均熟练使用网购平台的概率较大，单位邮寄地址变更并不说明消费者工作单位的变更，而更有可能是在不同家庭成员单位邮寄地址间变更；而以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成员为主账号的家庭中，网络购物往往由该账号所有者独自完成，单位邮寄地址变更即是工作变更。但从全样本模型和代际差异分析均能看出，单位邮寄地址变更变量的显著性较低，并不是主要的授信决策依据。

（3）站外社交对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获得网络消费信用的影响作用远大于新生代

如表7-8所示，向站外分享商品链接对两代农业转移人口获得网络信用支付授信均有正向影响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但该变量对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平均边际效应为0.1938，远高于对新生代的平均边际效应0.0869。研究从消费刺激的角度对此做出解释：第一，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的站外社交（0.5388）远低于新生代（0.6936），站内社交则低更多，说明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交活动较少延伸到线上社会网络，对信息沟通渠道远少于新生代，更具局限性；由于以网络购物为主题的社交活动更多地表现为商品信息甄别，因此花呗对老一代的消费刺激作用远小于新生代；第二，站外分享较少的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具有更高的社交回避动机，从而引致更为强烈的负向预测效应，而廖传景等（2013）认为这是社交支持偏少的结果，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较新生代更为封闭，补偿性消费意愿低于新生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