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信用支付授信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如表7-7所示，研究建立二元logit选择模型，考察样本农业转移人口花呗授信的可得性及其影响因素，并计算各自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模型的伪拟合系数Pseudo R2为0.5192，说明对样本农业转移人口而言，个人信息和消费行为在较大程度上解释了其花呗授信的可得性，模型选取的影响因素变量具有重要的解释意义。

表7-7　网络信用支付授信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续　表

注：＊＊＊、＊＊、＊分别表示系数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数据来源：根据1989名使用阿里系电商平台的样本农业转移人口调查数据整理。

（1）女性较男性更易获得花呗授信，年龄对花呗授信的影响不显著

个人信息中的年龄变量系数并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年龄对样本农业转移人口花呗授信的可得性并不是线性影响的。从图7-8中可得性折线的趋势线（点线）不难看出，以二次多项式形式表现的可得性趋势随样本农业转移人口年龄的增加而先升后降，呈现出一种“倒U型”的影响方式，驻点在40岁前后。由于蚂蚁花呗推出的时间是2014年12月底，因此被调查者在接受调查时的年龄就是获得花呗授信时的年龄，随着花呗的推广和使用，年龄对花呗授信可得性的影响将越发不重要。个人信息中的性别变量系数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女性较男性更易获得花呗授信。图7-8显示，整体而言，女性获得花呗授信的比例（深色虚线）高于男性（浅色虚线），特别是从30岁开始女性获得花呗授信的比例在各个年龄段普遍高于男性，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女性在婚后往往承担为整个家庭选购商品的责任，在一个家庭中长期稳定地处于主要消费者的地位，授信所产生的消费刺激更加明显，因此30岁以上女性更易获得花呗授信；而30岁以下，性别对花呗授信的影响是模糊的，男性与女性获得花呗授信的概率相当。

图7-8　按年龄和性别统计的网络消费信用可得性

数据来源：根据1989名使用阿里系电商平台的样本农业转移人口调查数据整理。

（2）绑定银行卡数量负向影响授信，绑定信用卡自动还款正向影响授信

如表7-7金融信息所示，绑定银行卡数量变量系数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支付宝中绑定银行卡的数量越多，获得花呗授信的概率就越低。绑定银行卡是开通花呗的必要条件，样本农业转移人口在支付宝中绑定银行卡的平均数量是1.66张，56.16％的被调查者仅绑定了1张卡。蚂蚁花呗无法准确获知用户持有的银行卡数，但可以从其绑定银行卡的数量较为准确地推知；熟练使用支付宝软件的用户会尽可能地将所持有的银行卡（主要是储蓄卡）全部绑定在支付宝内，以便在不同卡间便捷转账。开通并持有储蓄卡并不会使持卡人获得增值服务，只有卡内留存有活期存款时，储蓄卡才能被有效使用；因此对持有多张储蓄卡的消费者而言，在银行系统内的资金沉淀将挤占其在支付宝中的资金沉淀。但绑定信用卡自动还款则是另一种情况。在支付宝中绑定信用卡自动还款，相当于用户将自身在银行金融机构的部分信用记录披露给包括支付宝在内的多家第三方机构；因此，花呗能够通过了解消费者长期稳定的还款记录增加其在芝麻信用评分体系中的等级。不仅如此，虽然花呗在合同中要求用户授权其查询并使用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个人征信记录，但实际上国内的线上个人金融信息并未接入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因此花呗无法通过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中的个人征信记录来评判用户的信用情况（马春芬，2015）；能够在银行机构成功申请信用卡的消费者，其个人信用通过了正规金融机构的严格审核，其中包括央行提供的个人征信记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花呗节约审核成本，提高审核效率。支付宝无法获知所绑定信用卡的信用额度，因而无法通过信用额度来判断持卡人在银行系统内的信用等级；对花呗而言，信用卡是一个二元的存在性影响变量。调查显示，样本农业转移人口持有信用卡的比例非常低，这一群体应当尽可能地申请一张信用卡，从而证明自己在银行金融机构有足够的个人信用；而持有信用卡的消费者，应当将信用卡绑定在支付宝内，增加交易频次，充分发挥个人信用的辐射作用。(www.xing528.com)

（3）使用支付宝转账、规律购买线上理财产品和请他人代付正向影响花呗授信

使用支付宝转账变量系数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正向影响花呗授信的可得性。上文提及，56.16％的样本农业转移人口支付宝账户内绑定银行卡数量为1张，因此绝大多数消费者使用支付转账的行为均发生在不同支付宝账户之间，即体现不同个体之间的经济往来。农业转移人口的经济往来决定了这一群体内的金融深度，而与群体外人口的经济往来更决定了城市金融能向这一群体开放的金融宽度，即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李猛，2008）；一般而言，通过支付宝转账的资金大多用于融通，而非交易，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用户有较为优质的线下金融资质。与使用支付宝转账变量类似，请他人代付变量同样解释了样本农业转移人口群体所面对的金融宽度；表7-6的边际贡献列显示，请他人代付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较支付宝转账变量更大，说明代付是更为重要的解释变量。支付宝中代付功能的本质是线下资金融通的线上表现，换言之，代付就是小额民间借贷，只是资金通过线上流转，因此代付完全符合第5章中农业转移人口民间融资的收敛机制。请他人代付是借款行为，而获得他人代付则说明了借款行为能够得到反馈，该消费者在民间借贷系统中具有较高水平的信用资质。正规金融机构无法将信贷申请人民间借贷的数据引入信用评价体系，但互联网金融则能简便地通过对大数据的处理模拟出消费者在民间金融中的相对地位，具备明显的信用评价优势。但研究发现，替他人代付变量并不参与解释花呗授信的可得性，主要原因有两方面：第一，在替他人代付时，该用户是授信者，而提供资金并不能使花呗准确判别该用户自身的信用状况；第二，替他人代付说明该用户处于资金供给者的金融角色，花呗所能提供的网络信用对促进其线上消费的作用不大。从结果上看，花呗偏好向缺乏消费资金的用户授信，但这并非出于慈善，而是完全基于芝麻信用评价系统以“信用”而非“财富”为核心依据的授信理念。规律购买线上理财产品对花呗授信可得性有正向影响，变量BB2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相比一次性购入一定数额的线上理财产品，花呗更看重消费者规律性的理财习惯，每月购买线上理财产品的用户较一次性购买或从未购买线上理财产品的用户更容易获得花呗授信。余额宝中的资金会用于被动偿还花呗信用消费，但从BB1变量系数不显著的情况可以证实，在支付宝中沉淀资金的绝对数额并不是影响花呗授信的重要变量。不难看出，花呗更加关注消费者的还款意愿，即信用，而非还款能力；因此重点考察消费者的行为数据，而非财务指标。使用支付宝线下支付变量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功能较花呗推出得晚，因此对授信的影响尚不明确。

（4）稳定性对花呗授信可得性的影响显著，主要通过手机号和单位邮寄地址考察

手机号变动变量和单位邮寄地址变动变量反映了样本农业转移人口的稳定性，系数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其中，手机号变动的平均边际效应为0.4577，在解释变量中排第二，超过单位邮寄地址变动变量。花呗对用户手机号变动信息的收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支付宝账号所绑定手机号的变更和邮寄信息中手机号的变更，而对用户单位邮寄地址变动信息的收集主要来自默认邮寄地址中企业地址的变更；这两项指标均体现了消费者社会身份的稳定性。与传统金融机构的信用评价体系不同，稳定性是网络信用支付的核心审贷指标，可以从两个层面解释这一现象：第一，与消费关联的网络信用支付并不会产生大额的透支，而包括花呗、白条和任性付在内的众多网络信用支付工具均允许消费者分期偿还欠款，而不收取或少量收取利息，甚至推出了60期的分期付款业务。在这种小额长期的还款模式下，偿还欠款并不会对受信方产生过重的经济压力，因此用户的稳定性高低就完全决定了其违约成本的高低。特别是那些用手机号认证真实身份的消费者，频繁更换手机号、绑定手机号信息与默认邮寄信息不一致等问题扰乱了平台对用户身份的认定，因此影响到其花呗授信的可得性。第二，手机号和工作地点的变更指向用户线下生活稳定性不足，具有风险偏好的行为模式。同一归属地内手机号的频繁变更将影响到其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信用记录，陆金所计葵生（2015）[2]提出，5年内手机号码的稳定能够说明使用者的稳定，持有多个号码或频繁变更手机号码的人风险较大；而工作地点的频繁变更则说明其经济来源并不稳定，所处的民间金融环境也会随之频繁变动。样本农业转移人口中仅7.34％在使用阿里系电商平台以来保持工作地址稳定，这说明对于绝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而言，接触网购是在其进入城市并获得稳定工作之前。实证同时指出，家庭邮寄地址变动变量和所在地与出生地差异变量并不显著影响农业转移人口花呗授信的可得性。与银行金融机构的个人信贷审核类似，对住所稳定性的考察很少处于核心位置（Chapman，1940），对家庭住址变更所启示的稳定性降低和经济条件提升的平衡使这一变量的决策作用非常模糊。96.53％的样本农业转移人口均离开出生地生活，所在地与出生地的差异虽然体现了人口学意义上的流动性，但是并不会降低转移人口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稳定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流动人口具有更强的社会融入意愿，派生出更为谨慎的行为习惯，其中包括对个人信用的珍惜。RID变量的系数为负，但并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

（5）网购频率是影响花呗授信的最重要因素，游戏类商品消费对可得性的负向影响较大

如表7-6所示，每月购物次数变量系数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平均边际效应为0.7275，在各解释变量中排首位，说明对样本农业转移人口而言，网购频率是最重要的花呗授信可得性影响因素；其系数为正，每月在电商平台购物次数越多，获得花呗授信的机会就越大。与之相对应，每月购物金额变量系数并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对样本农业转移人口而言，网购金额并不能解释其网络消费信用的获取。贺和平等（2013）曾指出，与线下消费不同，在线购物的体验价值受消费者感知的购物体验正向影响，并进一步正向影响其在线购物的意愿，其中，网购频率（而非网购金额）是影响消费者在线购物体验及其价值感知的重要因素。对样本农业转移人口而言，网购频率是购物行为习惯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用户有在未来继续依赖线上购物平台的预期。与网购金额变量受边际消费倾向影响不同，网购频率与消费者的经济水平无关，如图7-2所示，随着年龄的增长，网购金额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但网购频率保持稳定，这说明作为行为习惯的网购频率变量并不会随着消费者经济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而这类具有线上购物依赖的样本农业转移人口在未来也会表现出对这种行为习惯的维护并进一步演变成对购物体验的依赖，最终形成对特定电商平台的高忠诚度，这种基于忠诚度的行为稳定性将引导用户珍惜平台上的个人信用，减少道德风险行为。研究选取了图书、游戏、家装、车品和母婴等5类商品的购买行为变量进入模型，实证显示，购买游戏类商品对样本农业转移人口获得花呗授信具有较大的负向影响，平均边际效应达到-0.3845，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游戏类商品是一种非必需品，购买游戏类商品说明样本农业转移人口具有以下两种消费特征之一：其一，有充足资金购买必需品，其消费行为不受网络信用支付工具刺激；其二，在资金不充足的情况下缺乏消费规划，易导致过度超前消费和违约风险。同样作为非必需品的图书类商品则并未显著影响花呗授信，较为合理的解释是样本农业转移人口较少为自己购买书籍，因此购买图书类商品的主要用途是子女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与母婴用品对花呗授信可得性的影响一致，但是这一变量系数并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对被解释变量的边际贡献也极小。母婴用品和家装用品均正向影响样本农业转移人口花呗授信的可得性，其中，母婴用品变量系数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家装用品变量系数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购买母婴用品说明样本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有年幼子女，与婚姻对信用风险的影响类似（Eaeling，1890），子女将促使作为受信者的父母拥有更多责任感，从而保持年幼子女所在家庭具有较高的居住稳定性和经济稳定性；不仅如此，子女随迁的农业转移人口具有更高的转移意愿，更为迫切地希望个人和家庭在城市中扎根，获得真正的市民身份，因此具有维护个人和家庭信用的强烈动机。

（6）向站外分享商品链接对获得花呗授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实证结果显示，向站外分享商品链接变量系数为正，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蚂蚁花呗作为一种商业平台提供的消费信用，其根本目的是刺激消费；向站外分享商品链接起到了推广阿里系电商平台及其消费客户端的作用，因此平台方愿意以赊销的方式扩大具有这类行为习惯的消费者的可用资金限额。而向站内分享商品链接变量系数为负，可以认为，向站内分享商品链接是一种辅助信息甄别行为，将缩短其他消费者在线上购物网站选购商品的时间，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消费者购买不合适商品的概率，作为仿超市模式建立的淘宝和天猫商城而言，缩短消费者的选购时间势必削弱其消费冲动，继而降低其在电商平台的购物量和购物金额，但这种影响是微弱的，因此变量系数并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