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样本实证结果和分析

如表5-3所示，研究分别建立二元Probit选择模型（模型1和模型2），考察样本农业转移人口借入资金可得性和借出资金意愿性的影响因素，并计算各自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

表5-3　借入可得性和借出意愿性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注：＊＊＊、＊＊、＊分别表示系数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数据来源：根据2230名样本农业转移人口调查数据整理。

（1）收入变量对借贷决策的影响随该信息对称程度的变化而变化

表5-3模型1显示，收入变量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边际贡献为0.0806；而表5-3模型2显示，收入变量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出借方充分了解借款方收入状况的情形下（模型2），出借方并不以借款方的收入状况作为是否借出资金的决策依据；但是在出借方无法充分了解借款方收入状况的情形下（模型1），出借方将自行考察和判断借款方的收入状况，并以此为重要的决策依据来决定是否借出资金。由于样本中借贷双方同乡关系的比例较高，而同工关系的比例较低，因此出借方需要且能够从非直接渠道了解到借款方的收入状况；相比借贷双方拥有对称的借款方收入信息，即借款方直接向出借方坦白收入状况，出借方在侧面了解该信息后的资金出借机制更为苛刻，这使得借款方的借入资金可得性受到较大影响。实证结果提示，农业转移人口民间金融机制具有多样性，个人信用无须完备证明，较大程度受到非经济因素影响，甚至受制于感情因素；其他硬信息相同的情况下，借款方不同的借款方式也会影响到出借方不同的决策机制，这与正规金融的信贷模式存在较大差别，体现了民间金融的灵活性，也暴露出其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危险性。

（2）同乡关系对借入资金可得性具有正向影响，同工关系则对其具有负向影响

描述统计显示，样本农业转移人口更倾向于向同乡而非同工关系的对象借款，而这一机制的有效性已被模型1证实。如表5-3模型1所示，同乡关系变量系数为正，边际贡献为0.2001，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而同工关系变量系数为负，边际贡献为-0.0596，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出借方更倾向于将资金出借给来自同一地区、不在一起工作的人，而在这两个条件中，同乡关系变量的边际贡献更大，说明其对决策的影响也大于同工关系变量；而从意愿性的角度而言，如表5-3模型2所示，样本农业转移人口将同工关系作为负向决策依据的意愿明显减弱，但这一变量的边际贡献几乎为零且无法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第一，来自同一地区的转移人口之间往往具有较为强烈的乡土联结，这一点在农业转移人口身上表现得尤为强烈，这一群体中年龄稍小或经验稍浅者大多经由年龄更长或经验更足者介绍推荐来到某城市从事劳动；第二，由于农业转移人口所从事劳动的行业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因此大多农业转移人口并不认可同工关系作为个人信用的可靠依据。综合上述两方面因素，农业转移人口的民间借贷环境具有非常强的封闭性和局限性，即有限的资金在封闭的群体中相互拆借；随着年轻的同乡农业转移人口经介绍推荐进入这一群体内部，新进者兼具自有资金的贫乏性和资金需求的迫切性，而与此同时，长期处于授信地位的资金所有者（参见结论6）社会身份向城市居民转变，经济活动脱离同乡群体而转向城市居民和城市金融机构，造成这一群体内资金拆借成本持续上升，证实民间金融内卷化的现象确实存在。与普通民间金融不同，金融内卷化是农业转移人口特殊的民间金融收敛机制，从根本上影响着借贷双方的金融观念，从而在多个方面决定了民间金融作为一种灵活而简便的融资手段在这一群体中具有显著的收敛性。不仅如此，实证发现农业转移人口的民间借贷正经历“去同工化”的内卷化过程，这使得基于社会网络的民间融资渠道更加狭窄，非价格因素的成本趋于提升。

（3）异性关系对借款可得性的影响较大，而借款方有意回避向异性借款的行为

描述统计显示，样本农业转移人口更倾向于选择同性作为借款对象；实际上，向同性借款对象借入资金的可得性并不如向异性借款高。如表5-4所示，向异性借款对象借入资金的可得性为63.69％，明显高于向同性借款对象借入资金的45.19％。实证分析对此给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如表5-3模型1所示，异性关系变量对借入资金可得性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边际贡献达到0.3157，在各显著影响因素中位列第一，说明出借方倾向于将资金借给曾发生过异性关系的借款对象，造成异性借款可得性较同性更高，表5-4给出了更为具体的对比。由于外出务工农民工群体在婚姻需求上较难得到满足，近年来社会学界针对性地提出“露水夫妻”“临时夫妻”（于欣欣，2015）等概念，直接影响到对这一群体金融收敛机制的研究。实证表明，存在异性关系的样本农业转移人口是一个更小的金融社交网络，“露水夫妻”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间借贷的内卷化；但从农业转移人口群体整体而言，这种内卷化影响并不大：第一，临时夫妻现象在整个农民工群体中比例较小，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影响资金融通的方式，而不足以形成整个群体的固定机制；第二，除婚姻需求等社会性因素外，经济因素对临时夫妻的组合有较大影响，经济水平倒逼个人满足社会性需求的方式，致使这一现象局限在经济水平较低的群体中；第三，农业转移人口群体与农民工群体在人口结构上存在一定差别，根据样本的描述统计，已婚农业转移人口占样本总量的87.22％，而调查选取的样本大多为男性，已婚男性向异性借款的社会影响较大，因此借款方在借款对象的选择上有可能刻意回避。(www.xing528.com)

表5-4　异性关系对借入可得性的影响

数据来源：根据2230名样本农业转移人口调查数据整理。

（4）借款金额与期限反向影响借入资金可得性，利率对可得性影响不大

如表5-3模型1所示，借款金额和还款期限对借入资金的可得性为负向影响，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而模型2显示，两者对借出资金意愿性的影响均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从统计描述可以看出，样本农业转移人口的资金需求结构以小金额、短期限为主，主要用于暂时性的资金周转；而这一类借款的可得性也相对较高。对比模型1和模型2中对应变量的显著性不难看出，在个人统计特征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出借方倾向于借出小额、短期的资金；而在个人统计特征信息相对对称的情形下，出借方并不在意借款的金额和期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借出更大额的资金，但这一变量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借款利率变量在模型1和模型2中均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利率变量的数值对出借方决策的影响不大；而调查了解到，相比利率的绝对数额，支付利息的方式则更为重要。民间借贷有2种较为常见的利息支付方式，其一是借款到期后还本付息，其二是从本金中扣除利息后借出。由于在相同的名义利率下，后者较前者实得利息更高，因此出借方更希望借款方以后一种方式支付利息，而借款方往往也通过提出这种利息支付方式而吸引出借方。很明显，名义利率越高，两种利息支付方式的差别就越大，因此在实际借款中，年化利率低于24％的借款大多使用从本金中扣除利息后再借出的方式。

（5）借款担保正向影响借款可得性，而抵押和合约均不是必要的决策依据

农业转移人口在民间借贷中对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的熟悉程度不高，因此研究选择借款担保变量特指民间借贷的担保人机制，即担保人与出借方约定，当借款方逾期未还款，由担保人代为清偿。实证表明，是否有担保人对借款进行担保显著影响出借方借出资金的决策，且在可得性和意愿性模型中边际贡献均超过0.1，是重要的决策依据。对比模型1和模型2不难看出，在个人统计特征信息对称的情形下，出借方并没有降低对担保人的要求，可见担保变量并不是作为对个人统计特征认知缺失的补充而存在的。调查了解到，在大多数逾期未还款情形中，担保人承担的并不是代为清偿的责任，而是帮助出借方催缴还款的责任，因此少数情形下担保人甚至未在借款合约中加以明确。研究认为，担保人机制是出借方对自身催款能力的补充，而与借款方本身的信用无关，即与借款违约的可能性无关。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担保机制存在，农业转移人口民间借贷对抵押和合约的要求均不高；实证显示，两者均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与正规金融机构不同，民间借贷的出借方认可的抵押物种类较多，一般情况下其价值远低于借款金额，违约变现并不作为其主要职能，而是与借款合约一样，被视为借款行为的凭证。

（6）借贷历史是出借方重要的资金借出决策依据，曾借出资金者更易再次借出资金

如表5-3所示，借贷历史的两个虚拟变量中，BOR（曾借入资金）正向影响借入资金可得性和借出资金意愿性，且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而LEN（曾借出资金）则负向影响借入资金可得性、正向影响借出资金意愿性，且均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借款方曾获得过该出借方的借款，说明在当次借款中出借方认可借款方的条件，特别是不会在短期内变动的个人统计特征信息，再次获得借款的可能性也较大；第二，借款方曾获得过该出借方的借款，说明该出借方自身有乐于借出资金的经济观，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借款方曾向出借方借出过资金只能说明借款方有乐于借出资金的经济观。综合这两方面因素可以得出，曾经借出过资金者更易再次向借款方借出资金，在反复借款、还款中所积累起的个人信用是非常重要的资金借出决策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出借方对借款方信息认知的不足，短期内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内处于授信和受信地位的个体是相对固定的。正是这种金融地位的相对固定性，造成随着金融内卷化的产生和发展，特定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内的融资成本逐渐上升，违约风险也随之上升；而与此同时，这一群体尚未完成金融法制观念的构建，对借款担保、抵押和合约的错误认识和大意轻视易造成该金融关系网络内信用链条的断裂，从而影响到个体的金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