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化(Involution)的原始概念非常宽泛,意指一种文化形态无法稳定或转型,只得在内部复杂化、精细化;Geertz(1963)将这一概念引入农业经济研究,并获得Huang(1990)的发展,内卷化被认为是在有限的农村土地上投入大量劳动力而获得总产量的增长,这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完全依赖于农业生产内部的劳动力密集化和生产方式精细化,反而造成了这种形态的刚性。随着Prasenjit Duara(1987)将内卷化概念引入政治学研究,内卷化一词已经不再是对现象的单纯描述,而成为根植于文化中的一种模式;Duara将内卷化一词抽象出来,强调其两个方面的要素,即没有发展的增长和勉强维持的形态,此后对内卷化一词的运用范围不断扩大,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引入社会学研究后,满足上述两要素的社会形态惰性均可以用内卷化来描述和解释,如基层组织内卷化、阶层内卷化、权力内卷化、乡镇企业内卷化、农村教育内卷化、社会福利内卷化等(陈国华,2014)。
农民对内卷化现象是最为熟悉的,这是根植于其文化传统的一种观念。孙百亮(2010)指出,内卷化加剧农村社会经济紊乱,迫使农民职业分化并外出谋生;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正是农业经济内卷化的必然结果。而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的原住民“在活动范围上有地域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较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费孝通,1998),自身的城市融入容易陷入内卷化的过程,即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因生活隔离、社会心理排斥以及经济活动与管理制度限制,而陷入的职业、居住空间、社会网络等固化趋势和内在性的路径依赖及其锁定(王东红等,2014)。进入城市务工的转移人口在劳动力配置、社会交往、文化政治等方面均存在内卷化的现象,而其原因在于“沾亲带故”的行动模式和城乡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司马辉芳,2007),习惯于亲族和邻里关系的转移人口在文化上排斥兼顾邻里组织、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社团组织、中介组织和各类非正式组织的城市社会组织结构。有学者将农业转移人口居住空间的孤岛化、社会交往的内卷化、就业形态的单一化和情感支持的族内化归纳为社会认同的内卷化(黎明泽,2010);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业转移人口群体是具有“内卷化人格”的(王琛,2013),其社会交往具有内卷化的特征,与这一群体在城市交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相对应,他们与新朋友在亲密度、信任度上的关系非常弱,因此这种宽泛意义上的朋友并不能为其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叶鹏飞,2012),其中也包括民间金融的支持,农业转移人口的民间借贷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都将局限在封闭的社会圈子内。(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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